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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掠之事，把徐达捆绑起来，号令三军，准备处斩，经李善长再三说情，朱元璋才放了徐达，命他戴罪立功，攻取镇江后必须严守军纪，否则两罪俱罚。这一出双簧果然有效，赫赫大名的徐达都不肯放过，朱元璋还肯饶恕无名小兵？于是，大家惕怵自戒，无人敢犯。

李善长不仅在文治方面确实“善长”，在武功方面也能偶出奇迹。一次，朱元璋领兵外出，要李善长留守和州城，并嘱咐他如果元兵来袭，就坚守勿战。李善长料知元兵会出骑兵突袭，就于城外要隘之处设下了几路伏兵，元军一到，同时杀出，把元兵杀得大败而归。朱元璋回来后也赞叹不已，连连称赞他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比那些披甲执戈的武将也不遑多让。

在朱元璋与张士诚、陈友谅以及元军大战的时候，李善长一直被留在应天府（即今天的南京），替朱元璋经营好这块根据地。应天府形势极其险要，依石而建，易守难攻，有虎踞龙盘之称，让李善长留守此地，足见朱元璋对他的忠诚和才能的极度信任。李善长真也不负所望，把应天府的政治、经济管理得井井有条，就像当年楚汉相争之时萧何留守汉中一样，为朱元璋去掉了后顾之忧。值得一提的是，李善长既接受了其他军队的教训，又接受了朱元璋的忠告，极其注意调和文官、武将及百官们的关系。一般说来，文官在内，武将在外，文官谋士虽对战事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往往爱犯一个毛病，就是爱说左右将士的坏话，爱猜忌怀疑，弄得将帅离心，前后掣肘，很容易造成前线的失利。对这一点，李善长极为重视，他十分注意发挥将领的主动性，维护他们的团结，即使在治理地方时，他也采取了这种方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正式宣布登基，国号大明。李善长主持了整个仪式。至此，李善长由刀笔小吏而成为开国功臣，封为开国辅运韩国公，同时赐以铁券，可免死罪两次。在封赏的诰命上，朱元璋对李善长的功劳作了如下的评价：“东征西讨，目不暇给；尔独守国，转运粮储，供给器杖，未尝缺乏；专繁治剧，和辑军民，各靡怨谣。昔汉有萧何，比之于尔，未必过也。”

综观李善长之从朱元璋，有三件大功：一是他一进军门即讲刘邦的故事，为朱元璋树立了理想的榜样；二是他能竭心尽力，治理后方，保障供给；三是他能调和众人，维系人心。有此三功，虽少有智计创见，也足可称道了。

但李善长毕竟和萧何、张良不同，甚至连刘基也远远不如，这倒不是说他对明朝开国的贡献不大，而是说他见识不高，且不能免俗，终招致杀身之祸。

也许是李善长被赐死的缘故罢，《明史·李善长传》对他多有贬辞，对其性格上的缺点说得较为苛刻，说他外表宽和，内实狭隘，性格执拗，爱记恨人等。这些话虽不能全信，但从李善长开国以后做的一些事也确实可以看出他的许多缺点。开国以后，李善长曾任丞相，势力很大，其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犯有贪污罪，当时任御史中丞的刘基调查这件事，李善长多次从中说情、阻挠，最后，刘基还是奏准了朱元璋，将李彬杀死。李善长怀恨在心，就阴设计谋，令人诬告刘基，自己还亲自奏劾刘基擅权，结果刘基只有回家避祸。参议李饮冰、杨希圣对他有冒犯之处，李善长就罗织罪名割了杨的鼻子和李的胸乳，结果是一残一死。这倒还罢了，他培植淮人集团的势力，将一个知县出身的胡惟庸一手提拔为丞相，后来胡惟庸擅权不法，贪污受贿，弄得朝野皆怨，引起了一些正直朝臣的反对。由于朱元璋用法残酷，胡惟庸恐怕被杀，就秘密组织了一场谋反活动，企图把朱元璋骗出宫来杀掉。谋反败露后，胡惟庸一党被株连杀死的有三万多人。李善长既是胡惟庸的故旧，又是他的推荐者，还与他有亲戚关系（李善长之弟跟胡惟庸是儿女亲家），本当连坐，朱元璋念他是开国勋旧，便免死贬谪。后来还是以星相之变须杀大臣为借口赐死了李善长。李善长死年七十七岁。所有家属七十余人，也尽行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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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开国宰相（7）

李善长以功始而以罪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有代表性的，别说朱元璋对开国功臣大加杀戮，就是换一位“仁慈”的开国皇帝，像李善长那样居功自傲、擅权自专，也必定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自古以来，善始者多，善终者少，或是由于自己的原因，或是由于其他原因。总之，善始善终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古人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就是这个意思。历史的确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有人不理解历史，就请看看现实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