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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两种，故可称四诗，一下子解决了数字“四”和后面三个字代表三种事物的矛盾，可谓巧妙至极，况且还寓有把“四诗”比作“三光”之意。

不通权术的千古名人（5）

苏轼趁势戏弄辽使说：“贵国这副对子，我信手拈来即可，‘一宫清慎廉’，‘一阵风雷雨’，‘半桶泥涂浆’……”弄得辽使晕头转向，羞惭万分，只得自认下邦，狼狈而去。

李定、舒亶弄巧成拙，反帮了苏轼的一个大忙。在高太后的支持下，苏轼在一年之内连升三次官，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其职权在副宰相之上。

司马光任宰相以后，当然要废除新法，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司马光主持政事堂会议，要求五品以上的朝官全参加，中心议题是全盘废除王安石所行的新法。苏轼在被贬过程中，亲眼看到了新法推行后的一些好处，觉得不应该全盘废除新法，因此，他反对司马光的主张。

对于王安石的新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能全盘否定。北宋以后，“冗官、冗军、冗费”十分严重，王安石主要针对“三冗”，精简机构，收拢权力，提高效率，发展经济，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由于王安石用人不当，再加上守旧派反对，推行不力，新法实行了十几年确实未有大的成效，原来的问题反显得更严重。因此，司马光当然要废除新法。

苏轼《中山松醪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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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苏轼／浊醪有妙理赋

而就在这次会上，苏轼竟放了“头炮”，他说：“天下所以不能大治的原因，失误在于用人不当，而不是法本身的错误。如今您要全盘废除新法，实属大错！”此言一出，不仅司马光大惊，整个政事堂的气氛都为之凝固。司马光不解地问：“你我过去一同反对新法，况又遭###之害，为什么还要为###新法说话呢？”苏轼说：“一切据实情而定，乃是为官为政之道，不应存党派门户之见，也不应有私人政见之争。过去王安石急行新法，确有不当，但如今尽废新法，亦如抱石而救溺，也不妥当！”司马光听了苏轼的话，怒气更盛，厉声说道：“尽废新法，皆如旧制，本相已决，不必再议！”说完即走出政事堂。

苏轼也很生气，回家后直骂“司马牛！司马牛！”吃完午饭后，他捧着肚子，问左右的人：“你们可知此中装了何物？”一女仆答道：“都是文章。”苏轼摇头。又一女仆说：“满腹都是机关。”苏轼更摇头。唯有爱妾王朝云笑笑说：“学士老朝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听后，长叹一声说：“知我者，朝云也！”

这样，苏轼又遭到了司马光旧党的排斥，同时尚在朝中的###也极力排挤他，另外，还有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程颐、程颢的洛党的攻击，苏轼处境很艰难，他曾叹息说：“如随众人，内愧本心，上负明主；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仇怨交攻，不死即废。”他接连上书，要求外任，高太后体谅他的心情，便让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知杭州。

在苏轼出知杭州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曾两次被召还朝，又两次改换任所，实在是疲于奔命。后来，苏轼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侍读，又改任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其弟苏辙也被任命为宰相。

自哲宗十岁起，苏轼就是他的老师。哲宗此人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不喜忠诚老练之人，在一些政敌的攻击之下，哲宗逐渐疏远了苏轼。哲宗亲政以后，就尽废高太后在元祐年间所做的事，任命章惇为宰相，吕惠卿等奸佞之徒也陆续引进。这样，苏轼的厄运到来了。

章惇等一批###全部还朝，他们对元祐年间的执政大臣采取了杀戮、鞭尸、惩罚、流放的“报复”措施，苏轼当然在劫难逃。苏轼被以“讥斥先朝”的老罪名剥夺了职务，贬广东荧州，在途中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年近六旬的苏轼带着全家，颠沛于暑热坎坷之中，在同年的春天到达了惠州。

惠州生活的艰辛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但苏轼以其豁达超脱的生命态度来感受这种生活，自己动手，全家人开荒种地，日子居然也过得有滋有味。在当地，他仍和在杭州、徐州等地一样，尽其所能地为百姓做事，在文化上也留下了许多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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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权术的千古名人（6）

一天，苏轼全家团聚，偶逢其兴，便提笔写了一首《纵笔》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