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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中，沈万三踽踽而去，留下了一个逆光的蹒跚背景。直使得后世的人们无法看清楚他的脸。然而，即使是阳光直射到他的脸上，我们大约也难看清他的扑朔迷离的面容了。

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于他这个人的生卒年岁，尚是一本糊涂账。这个富可敌国的富翁是如何富起来的，各种荒诞不经的说法并存。甚至于他的姓名、籍贯，犹争论不休，众说不一。史料的记载，更是诸说迥异。明代小说《金瓶梅》第三十三回借潘金莲之口说他是南京人，诚所谓“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人的名儿树影儿”；《周庄镇志》说他是昆山周庄人；《张三丰全集》说他是“金陵人”，同书更说他是“秦淮大渔户”；董汉阳《碧里杂存》说他是“集庆（今南京）富家”；孔迩《云蕉馆记谈》说他是“苏州吴县人”；周广业《循陔纂闻》据《秀水县志》说他的原籍是浙江嘉兴等等。

野史记载不清，可正史记载亦清楚不到哪里！

沈万三在《明史》中有三处被提及，内容说其造应天（今南京）城墙和犒军乃至被流放云南事。三处字数总共仅三百字左右，但却三处记载，各不相同。《明史·太祖孝慈高皇后传》中说他是吴兴（浙江湖州）人，名沈秀。《明史·王行传》说他是吴县人，名沈万三。《明史·纪纲传》说他是吴中人，名沈万三。

关于沈万三的经商，孔迩《云蕉馆记谈》说沈万三“尝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豪富间，辗转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吴江县志》和《苏州府志》也记述沈万三“富甲天下，相传因通番而得”。明史专家吴晗在《元代的民间海外贸易》一文中曾以此为据，说明“苏州沈万三富豪之所以发财，是由于作海外贸易”。在《朱元璋传》、《明史简述》等学术著作中，吴晗也持同样的看法。

然而，“海贾”、“通番”及其从事海上贸易的种种细节，诸如在什么地方出海，到了哪些国家，船上又装了些什么货，出了几次海，每次的起讫时间，船只的数量、舶位，随行的人数等等，所有这些构成“海贾”、“通番”要素的具体数据，均一概阙如。

于是，即使是最严谨的历史学家，大约也无法画清楚他的脸了。

沈万三毕竟比不得较他晚几十年的郑和。后者负有皇上使命，代表朝廷出海，几时走，几时归，到了哪些地方，做了些什么事等等，都有随行史官记载。而沈万三干的可是犯禁的海上私家贸易，其性质颇有些走私偷漏税之嫌，即使有些出海的痕迹，只恐怕毁之都来不及，哪里又会给世人留下点点滴滴的文字记载！

我最早听说沈万三这个名字，是在六十年代初。兄长在宁求学，尚是个初一学生的我去看他。兄长陪我去东郊玩，是沿着城墙走的。路上，他指指城墙说起帮朱元璋筑造这城墙的人叫沈万三。

是时，仰头看着巍峨高大的城墙，蓦地我眼前出现了一个肥头大耳的形象来。这家伙这么有钱，想必是这副模样儿，我当时想。其实，这只是一种思维的定势，有钱人必定脑满肠肥。至于这家伙的脸，那时没看清楚。及到后来，读了许多关于他的书，我也只是充其量地看到他的背影，于是努力地想描摹出他的面容轮廓。在古书字里行间的空白处，本就留下了诸多供后人猜测、想像及填充的空间。我竭力睁大眼，也只能在晴红烟绿中朦朦胧胧地看到他那出海的船队桅影。站在船头的他，始终没有掉过头来，留下的依然只是一个老态佝偻的背影。

或许，从正襟危坐开始对话的一刹那，我就依稀感觉到，背我而坐的对话者，像川剧中的变脸一样在不断地变换着角色，一会儿是历史的，一会儿又成为文化的。

虽说看不清脸，但我在记录对话时，却心知肚明：和这样一个人对话，那我已别无选择，只能是徘徊在历史与文化之间了。

（三）

《巨商沈万三》在1997年出版后，当时我居住的楼下一位开烟杂店的老先生对我说，沈万三赚别人的钱，你倒赚沈万三的钱。

猛一听，我吓了一跳，后来一想，倒也释然了，同时感到老先生看问题的视角倒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于是，我只能如苏州话所说“吃进”似的缄默。任何一句辩说写一本书的稿酬其实很少之类，不仅多余，而且会露出浅薄。

一五六

其实这一选题，本不浅薄。

在中国史书记载的汗牛充栋的历史事件中，朱元璋与沈万三的较劲故事可是惟一的一次大政治家与大商人的角斗。至高无上的皇权，必然地取得了胜利。选择这一多少带有悲凉意味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