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讶地回转头来，看着巴戴先生，试图寻得答案。

他冷冰冰地说：“这个女人是个疯子。”

意想不到的解释，更增加了现场压抑而恐怖的气氛。

我回答道：“如果是疯子，为什么不把她送进疯人院呢？”

巴戴先生说：“因为，无论是清国人或清国政府，都没有对如何处置疯子有任何规定。我们在上海已尽最大努力，但清国的这种精神病人实在太多，我们也照顾不过来。”

我暗自叹息道，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用笔叙述自己因身患脑疾而备受煎熬的经历，以上帝的名义呼吁所有文明国家的人民，来解除他们心灵的痛苦。

据说，在大清国，如果哪家出了疯子，通常做法是将他捆绑起来或用重石缚在堂屋里。曾经有个广东女人被这样捆了15年。最近，还有一位，颈、手、脚都被捆绑，送到了传教士创设的避难所。这人在悉心照料下得以康复，但锁链长时间的束缚，已使他一只手的肌肉萎缩了。

判断一个人究竟是弱智抑或是患有精神病，可以进行一个小测验，即用一小块灯芯浸泡过食用油或煤油后，放在他的大拇指上点燃，观察其表现即可判断。

我常在这里的大街上看到精神病患者被人嘲弄的情景，他们遭到乱石的痛击。清国人对付精神病患者的处方，是为他灌服桐油，使之呕吐。他们认为这样可排除邪恶的毒素。清国人不知道，疯病的原因是人的大脑机能出了问题。

在那炎热的一天，会审公堂里发生了许多特别的事，但那个疯女人歇斯底里的嚎叫，一刻不停地在我耳边回响。她的悲伤，不止一次地冲洗掉我在东方许多愉快的记忆。

快刀斩乱麻的审判

下一个被唤进来的人名叫旷生民，他被控下午两点从浙江路428号一家鸦片店里勒索了10美元的东西。传唤了一名证人出庭，但他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词。对清国人而言，他们哪里知道证词在西方宗教和法律体系中的神圣与庄严。一名无效证人的证词已经足够，旷生明被判处10个月监禁。听到宣判时，我的意识有些空白，搞不清这样的判决是否符合我们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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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的上海：会审公廨（3）

第三位被传唤出庭的人名叫朱旺家，他被控于下午1点57分在北京路将一只活鸭残酷放入滚开的沸水里烫死。此人说话结结巴巴，提出的解释含混不清。他被处以25美元罚款。由于缴不起罚金，只好将他驱逐。

第四名被传唤出庭的被告名叫罗望安，但庭下无人应答，他的保释金被没收了。法官通过翻译向我解释道，这位罗先生被控于晚上9点45分在福建路将一名歌女扛在肩上调戏逗弄。他为此交付了保释金。那位名叫李申花的歌女被控有伤风化，她的保释金也被没收。法官认为，如果两人对质公堂，真相大白，恐怕罗先生还要再赔一些银两。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一出尚未上演的百老汇歌剧，禁不住要笑出声来。

第五位出庭的人犯名叫姜跃弟，从他上堂的神情即可判断，这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庭上展出了一把带柄的剑，他被控于下午6点30分佩剑进入租界。依照法律规定，这是被禁止的。与可能遭受牢狱之灾相比，这名人犯似乎更害怕失去这把做工精致的剑。

这只宝剑的剑鞘做工十分精致，可谓清国木雕艺术的一件杰作。它由当地一种稀有的木料制成，上面雕有花纹、飞鸟和龙，雕刻刀法细腻传神。木鞘镂空而制，恰好可以装进一柄锋利细长的剑。我敢说，这名人犯不止一次地试图收回他的这件艺术品。

第六位面对法官的是一位姓宋的小女孩，她指控蔡氏伙同罗氏、姚兰和张氏三位50多岁的妇人将她拐卖为奴。“她们知道她是从无锡老家被绑架而来”。孙法官以他自己的方式问案，仅用3分钟就为被告定罪。小女孩被一名英国巡捕带进监护室，将她送还其母。而四名妇人被判入狱。但是，你知道她们的刑期多长吗？仅仅一个月！哦，上帝，上海没有一个保护儿童的社团组织。在清国，女孩子和女婴不如男孩那样受到家庭的重视。如果姓宋的这个女孩是个男童，也许绑架者就不敢如此胆大妄为了。

冰的故事

这是一个骗子巫师的故事，在纽约法律界绝对闻所未闻。被告名叫秦凌冰。法官花了比通常更长的时间，以图查明案情。法庭翻译要把案情说明白，也颇费口舌。出庭的冰小姐，左眼紧闭，脸部和手臂青一块紫一块，衣服褴褛，但表情刚毅诚恳。从外表观察，即可猜出其中必有隐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