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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的曾英所统明军打不过这只“大西”残军，连连败退。在孙可望指挥下，大西军顺利入黔，占领贵州，获得了难得的喘息。正是在休整期间，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等人仔细“反思”，达成共识，认为他们再也不能像张大王在世时那样杀人抢劫，合击后，他们杀掉仍旧高举张献忠两个“凡是”（凡是不顺我者杀，凡是顺我者亦杀）的“宰相”汪兆龄和张献忠伪皇后，采取四将军“共和制”，希望另起炉灶，打出一片新天地。

大西“宰相”汪兆龄确实该杀。张献忠离蜀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归根结底，他是幕后总策划。他劝张献忠：“皇上您汗马血战，终得蜀地。但蜀人不怀德，不畏威，屡抚屡叛，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如今弃蜀奔秦（陕西），说不定会有人趁机据蜀为王……不如将成都人尽数杀尽，四道州县之人，另行分剿屠灭，而宫殿房屋，可效仿楚人一炬（项羽烧阿房宫），使千里蜀地成为废墟。万井无烟，空地难留，可使后来据蜀地者，有土无人，势难久留。皇上您收复中原后，先在长安正位，然后再驱他省人民入蜀，以实户口，如此，不劳而获，大功易收。”

一席话，当时说得张献忠哈哈大笑：“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难逃！杀！杀！杀！”由此，才引致了大西军后期在蜀地尽歼蜀民的行动。所以，汪兆龄之恶，甚于张献忠。

贵州民贪地瘠，长驻不是耐久之事。众将正痛苦思虑间，天下摔下大馅饼——云南沙定洲“谋反”消息传来。来通风报信的不是别人，正是云南石屏土司龙在田。

读者可能奇怪，龙在田是忠于明朝的云南土司，大西军是明朝最凶恶的敌人之一，他们之间怎么有可能产生联系呢？

原来，中原流贼猖獗时，龙在田曾经被明廷调往内地，在湖广、河南四处参战，屡败流贼，多立战功，并得升为副总兵。大草包熊文灿任“总理”时，龙在田正在他手下，驻兵谷城，曾与假装投降的张献忠部往来密切。为了从明军处骗取好马，大贼头张献忠当时还曾拜龙在田为义父，双方多次饮宴，畅谈乡土风貌，所以，大西军高级将领，与龙在田私人关系很熟，对云南也不陌生。后来，张献忠复叛，熊文灿被明朝逮问，龙在田因预事有责也被罢斥回云南。沙定洲作乱，由于龙在田忠于明朝，便兴兵加击。不料，老龙兵败，跑往大理躲避。听说大西余部占有贵州，他马上派人携密信通知，引导大西军入滇。

再说沐天波。他逃往楚雄后，明朝守将杨畏知劝他去永昌府（今云南保山县），如此可与楚雄互为犄角，形成协防之势。刚刚布置完毕，沙定洲亲率大军，杀奔楚雄。

杨畏知有智有勇，他紧闭城门，骗沙定洲说：“您如今最想得到的，肯定是沐天波，但他不在楚雄而在永昌，您应该西去追赶。我听说，如今巡抚、巡按等长官已向朝廷申请您代替沐天波镇守云南，这样一来，您应该先攻下永昌，抓住沐天波。待您凯旋回来路过楚雄，朝中任命肯定下来。到时候，我一定大开城门以礼拜见您。现在，朝命未下，顺逆未分，我不敢开城迎接您。”

沙定洲获沐天波心切，杨畏知话又极有理，他便在城下与杨畏知杀牛盟誓，舍楚雄不攻，分兵攻屠大理、镇南、蒙化等地，自己率军往永昌追沐天波。

杨畏知趁此机会，坚壁清野，发檄四处，做齐了备战功夫。

听说禄永命等人纠集土司兵拥保沐天波，沙定洲心慌，不敢进攻永昌，怕杨畏知断其归路，他就提兵回头猛攻楚雄。

杨畏知身先士卒，指挥若定，坐守坚城，沙定洲屡攻不下，反被守军杀伤不少。打了八个多月，楚雄巍然屹立，仍旧为明军所有。

正是在这个时候，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率大西军向云南进发。为了进军顺利，他们先行派出不少间谍，在云南各地散布消息，说沐天波之妻焦氏家族为报仇，组织武装入云南。

这招很灵，特别是云南的汉族士庶，深恨沙定洲这种土酋谋叛，听闻焦氏部队要给老沐家报仇，奔走相告，欢喜雀跃，大西军一路上基本没遇象样的抵抗，在云南连占交水、曲靖等重城。而后，为避免直攻昆明受阻，他们大张旗鼓杀向沙定洲老婆万氏的老窝阿迷州（今云南开远）。

沙定洲上当，急撤楚雄之围，迎堵大西军。草泥关一战，云南土兵打不过陕西老贼，沙定洲率残兵逃往他自己的老家蒙自，并下令手下退出昆明，齐保老巢。

这样一来，昆明就被拱手让给了前来的大西军。1647年四月二十四日，大西军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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