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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明朝亡，天下亡，郑氏能在一隅海岛保全大明衣冠数十年，诚为良可赞叹之事，决非能简单以“割据一方”四个字给台湾的郑氏下定论。

“国姓爷”的私心（12）

连“我大清”的“圣祖仁皇帝”康熙本人都赞叹这位敌手：“郑成功，真乃明朝忠臣，非为朕之乱臣贼子！”

郑成功怀故主之恩、守孤臣之节，一直耻为亡虏，磊磊落落，不事二朝，确为奇男子，大丈夫！

反观施琅，降而复叛，叛而又降，为清廷充当鹰犬，攻破明朝遣民心中最后一个心理堡垒台湾，这绝对不是现在小文人所称的“顺应历史潮流”。

所以，施琅是个度量偏狭、认贼作父、反噬成仇的典型人物。

历史，不仅要用所谓的当代眼光去看，也要具体从历史高度去看。

倘以成败论英雄，施琅肯定是英雄。

如果自道德伦理的高度审视历史人物，施琅不过是个心理卑污的投效小人，包衣奴才！

弓弦一铰送君王（1）

——永历政权的终结

一世雄杰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即使在他最恐怖的梦魇中，肯定预料不到，大明建国二百多年后，他的皇裔圣种朱由榔，会丧家犬一样，流落到蛮荒缅甸，渡过他人生最艰苦的岁月。

缅甸，在《明史》中，并非能侧身于《外国传》中，这个蕞尔小邦，只列于《云南土司传》的最后一编。

洪武二十七年，缅酋上贡，明朝设缅中宣慰使司。永乐元年，明廷又设置缅甸宣慰使司。所以，最早缅甸有二个宣慰使，皆是当地土酋，二百多年内向大明入贡不绝。

从明初到天启年间，缅甸对云南边地时有侵袭扰，特别是万历年间，屡生兵端，但这个土邦倒是一直奉明正朔，受明朝黔国公沐氏家族的“直辖”。

深入荒蛮群山中的蕞尔小邦，做梦也想不到，一夜之间，天上会掉下来个“朱皇帝”。

1659年（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守卫缅关的缅甸蛮兵发现，有两千多服色鲜明、脸色难看、行色匆匆的明朝人，或文或武，或步或马，拥簇着一个明黄大轿，忽然出现在关门之外。

派出通事（翻译）一打听，方知来人一行非同小可，乃大明堂堂天子，“永历皇帝”。

世事如斯难逆料。

穷山恶水，竞困真龙！

注定要凝固的“欢乐”——永历君臣的昆明大撤退

孙可望势力泡沫般的崩溃，使得李定国，永历帝等人一时间忘乎所以，觉得西南之地，大可安乐平静。

永历君臣没把进取或者恢复当作要务，反而在昆明城内庆功发赏，升官许愿，歌舞升平，上至君王下至重臣，没有任何忧患意识。

永历朝臣中的两个官员，高绩和金简，很感忧心忡忡，向李定国等人进谏：“今内患虽除（指孙可望），外忧方大。清军一直屯兵虎视，等我内斗方酣之时，很可能突然进击。我们如今情形，恰似酣歌于漏舟之中，熟睡于积薪之上，良可堪忧！二位王爷兵略颇悉，怎可懈怡如此！”

如此苦劝良言，李定国竟然听不进去，并向永历帝告状，二臣几乎挨到杖责。

要说李定国完全沉浸在“胜利”中没想事，也不尽然。当时，他主要的想法是攘外先安内，把注意力放在孙可望心腹部将王自奇、张明志等人身上。这几个人拥兵于楚雄、永昌一带，很让李定国放心不下。

于是，他亲自率军，迢迢跋涉，进攻永昌的王自奇。

众寡不敌之下，王自奇败走腾越（今云南腾冲），穷途自刎。张明志见情势不妙，请降受抚，总算少了一番折腾内斗。

从对明朝的忠诚角度方面讲，李定国绝对没有问题。他曾这样对手下人讲过：“曹操、司马懿有戡乱之才，喋血百战，摧大敌，扶弱主，如果他们博取万世美名，如探囊取物般容易，但他们一念之差，篡人国家，犹持黄金换死铁，落得后人笑骂，直是太不值得！”

如此价值观，保证了他对明王朝的绝对忠诚。

击走孙可望之后，李定国本人有所膨胀，开始对刘文秀表现出排挤的态度，否决他请永历帝移驾贵阳的建议，并把他从前线召回，卸其军权。同时，李定国把在边诸将皆招回昆明，论功分兵，多寡不一。不料，清军猝至，兵失其将，将不得兵，所以导致日后的兵败如山倒。

为此，刘文秀对手下讲，“退狼进虎，晋王必败国家！”虽然把李定国和孙可望相提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