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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正式大总统没几天，袁世凯便令总统府给国会发了一个咨文，称民国制定法律应当是分“提案、议决、公布”三个过程，国会在未经总统府便将贸然宣布《大总统选举法》，这不仅是蔑视大总统的权威，而且是侵犯大总统的公布权和违反《临时约法》的行为，如果这个事情不解释清楚，影响极坏。在咨文的最后，袁世凯还要求国会议员们立刻给予合理答复。令人可乐的是，袁世凯在咨文中引经据典，并援引《临时约法》，还真说得头头是道，一点都不含糊呢。

此时的国会议员们，正在忙着讨论斟酌*的宪法草案，也没有时间专门开会来讨论袁大总统的咨文，只说国会制定法律直接公布乃是各国通例，原本就不须经过总统副署云云。由此可见，《临时约法》在制定时过于仓促，加上起草者水平有限且夹带私心，结果出现多处模棱两可、不切实际甚至矛盾冲突的规定，这下被袁世凯给抓了把柄。本来，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确毋庸行政首脑副署加以公布，何必在《临时约法》中加上总统有“公布法律”之权的条款呢。

当然，袁世凯发此咨文并不要真正维护《临时约法》，恰恰相反的是，他的真实动机不仅是要找国会的茬，而且还要找《临时约法》的茬。正如前面介绍的，《临时约法》规定的体制是责任内阁制，大总统基本是个虚职，立法权力掌握在国会中，而行政权力主要由内阁掌握，这才是让袁世凯最不满意的地方。你想，袁世凯好不容易从清室和革命党人手中取得江山，岂有江山夺下之后睡于卧榻之侧的道理？

过了两天，袁世凯见国会对咨文并无正式复文，自己的出招仿佛泥牛入海，不见踪迹，心中不免十分恼怒。随后，袁世凯便命国务院派出施愚等八名委员前往国会干涉。施愚等人奉了大总统令，自然是意气风发，他们随后便雄赳赳、气昂昂迈进国会大门，要替大总统讨个说法。

八委员来到国会会场之时，正好宪法起草委员会在进行民国宪法草案的一读审核，见这八人突然闯入，不觉愕然。八委员得意之余，便将一个新咨文交给议长。在这个咨文中，袁世凯除了陈述上一个咨文的内容，又提出以后国会开会时应该及时通知国务院，以便随时派人前来出席陈述。这回，袁世凯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这便是行政权干涉立法权的勾当了。

国会议员们在传阅了咨文后，很是惊诧莫名，便答复八委员说：“民国立法，权在国会，不受行政之干涉。诸位到国会来未免违法，还请回去告诉大总统收回成命为好。”

八委员不管你什么立法、行政之类的玩意，随后又拿出一份文件交给议长，说：“大总统还有一份咨文，诸位看后便清楚了。”

事情到这里便已明朗化了。议员们传阅一遍后，只见这份文件上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写着这么几条：

一、将《临时约法》第三十三条：“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但须提交参议院议决”改成“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行政制度和法规跟参议院、众议院没啥关系了。

二、将《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得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须得参议院同意”改成“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人事权也和参众两院没关系。

三、将《临时约法》第三十五条：“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改成“大总统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对外战争和外交这样的国家大事，也全归袁世凯管了。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在咨文中提出在“公安、防御、灾患”的非常时期，大总统应有特别处分权和制定法律权，只需国会开会时再加承认即可。

各议员见后吃惊不小，袁世凯这提出的几条完全是总统制的规定，甚至与君主立宪制相差无几，这与目前宪法草案中主张的责任内阁制几乎有天壤之别。你想现在宪法起草委员会已经将宪法草案拟定得差不多了，岂肯屈服于袁总统的要求？

当下议员们便对八委员说：“我等正在进行宪法草读，只能由国会议员列席旁听，诸位原本是不该前来的；至于代大总统陈述咨文，更是与约法章程不符，还请诸位自重”。

说罢，议员们竟然撇下八委员，只管自己审核宪法草案去了。八委员本是奉着大总统的命令而来，不想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回去不免气恼，自然在袁世凯面前添油加醋的数落了一番国会的不是，其中也不乏劝说袁世凯乘机解散国会的。

袁世凯听了八委员的回报后，却也在意料当中，他却不动声色，只淡淡的说：“你等不要着急，我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