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1/4 页)

清末四所大学的状况（5）

1902年10月和11月，京师大学堂恢复教学，从全国各省选送学生，分两批招生。先招速成科——仕学馆和师范馆，共录取新生182名。凡被选送的考生，由所在省府发给去北京的川资和治装费。例如，湖北省选送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考生4人，共发给川资白银400两，每人另发给治装费白银50两。 1902年12月17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大学堂举行入学典礼，宣布正式开学。此后，京师大学堂以及后来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每年都以这一天作为校庆纪念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的校庆日改为每年的5月4日）。 京师大学堂的教员薪俸 京师大学堂基本上沿袭了同文馆的规矩，洋人教职员的待遇明显高于华人。但华人教员的薪水比同文馆时期有所提高。我在中国历史档案馆查到有关资料，举例如下—— 20世纪初年，洋总办兼洋教习邓罗，月薪1013两5钱4分；税科专门洋教员阿得利，月薪285两8钱8分；白浦月薪258两5钱；税科华员助教黄厚诚，月薪147两9钱4分。 又，华人总办（教务长）陈銮，月薪180两；提调（管理员）关景忠，月薪13两5钱；国文正教员高超，月薪80两；国文副教员蒋用嘉，月薪60两。（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学部·财经·卷216·大学堂全堂员司薪水》等清册） 当时白银1两折合1．4银圆，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0元。 京师大学堂学生的优惠待遇 京师大学堂待遇很高。据师范馆大学生俞同奎、王道元等回忆：清朝廷对于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是当作候补官员培养的，所以养尊处优。学生一概公费，供给食宿。标准是：每人一间房，自修室二人共用一间。伙食丰盛，早餐是面食和粥；中晚两餐，每桌八人，六菜一汤；冬季四菜一火锅，荤腥俱全。冬夏二季，各有公家发给的一套操衣；其他服装可自备。每月有月考，前几名给以10银圆左右的奖金。学生中不少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为。 初入学堂时，据传毕业后分别等级，给以“进士”和“举人”出身，并以六、七品官阶。到张之洞继任管学大臣，乃确定毕业生一律给予举人出身；其考列“最优等”者，以内阁中书尽先补用，并加五品衔；“优等”者以中书科、中书郎补用。但毕业生必须在教育界服务五年，方能回原衙门候补。于是，“学问”成了“仕途”的敲门砖，学堂成了官府的附庸。 1903年5月京师大学堂又把同文馆归并进来，成为译学馆。据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毕业生陈诒先回忆：京师译学馆仅办五级，每级分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系，于宣统三年（1911）结束，归并北京大学。译学馆授课情形，为每晨6点兵式体操，一小时操毕。吃粥以后，为外国语言三小时，午前授毕。12点午饭，下午为普通课程，5点钟完毕。晚饭后自修二小时，9时后入寝。寝室分为五斋。甲、乙两级学生住校，为免费生。丙级半住校半走读，入学时交费一学期；第二学期丙级同学100人，学期考试在前25名者免费。 学校伙食颇为丰盛，每桌坐七人，四盘四碗，有鸡有鸭，也有鱼肉。饭厅之中间，置数方桌，上为酱萝卜一大盆，红大椒一大盆，小磨香油一大盆，多数同学自取酱菜大椒食之。 在译学馆读书五年中，为皮黄戏全盛时代。前门外粮食店之中和园，有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诸名角，戏资1600文，合1角6分钱。怀有2角钱即可听最好之戏，以4分钱赏看座（即上海之案目），即为大出手了。同学每于星期六下课看戏，散场后数人吃小馆子，也仅仅两圆就够了。（引自《宇宙风乙刊》27期，1940年8月。） 京师大学堂的腐败风气 对于清末遗留到民国初年的大学堂腐败的状况，顾颉刚回忆说：那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允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好的，但不多见。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 1909年，预备科第一批132名学生毕业，之后预备科改为高等学堂，仍属大学堂管辖。同年师范馆206名学生毕业后，师范馆与大学堂脱离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此为后来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这是我国近代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置的开始。大学堂的第一批本科生到1913年底才毕业。 1905年科举虽废，但这时期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仍多为举、贡、生、监等旧式学生或官员，科举出身在他们心目中仍有很大影响，加上1903年的癸卯学制规定大学堂毕业生可以授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