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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３０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1）

20世纪３０年代银圆（或国币）的购买力 １９２８年以后的十年内，中国的银圆、国币和法币比较坚挺，只在１９３７—19３８年间物价水平（受抗日战争影响）有轻微的上涨，但仍保持基本稳定。所以３０年代的经济情况便于用同一的物价、币值标准来和现在作比较。 以生活必需品、日用品的实际购买力估算，1930—1936年银圆（或国币）１圆，约相当于今人民币３０元左右。 例如，以主要食物的价格计算：1930—1936年大米每石10圆左右（当时1石＝160市斤），合每斤６．２分钱，猪肉每斤２角钱，白糖每斤１角钱，食盐每斤２—５分钱，植物油每斤１角５分钱，鸡蛋每斤２角钱。 又以饭店的客饭价钱作比较，３０年代北平一份西餐大菜套餐为５角—１圆２角钱，今日同样的一份大约１５—６０元，相差３０—５０倍。 以快餐面条作比较，30年代一碗光面４分钱，今日一碗光面1—2元，相差25—50倍。 以信件的邮资作比较，30年代国内邮简3—4分钱，今日为6—8角钱，相差２０倍。 再以图书的定价作比较，30年代一本3—5角钱的书，今日为10—20元左右，大约相差４０倍。 本章对于３０年代我国大中学校的生活状况，分别进行考证，对于当时北平、上海两地的生活背景（衣食住行等生活费）进行对比。 抗战以前学者的教学收入 １９２７年６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了《大学教员资格条例》２０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分4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１２级。 进入３０年代，待遇的标准有所提高。按１９２７年规定，教授一级月薪500圆，到１９３４年增加为600圆，约合今人民币１８000元；副教授一级月薪由３４０圆提高到400圆，约合今人民币１２000元，等等（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乙编》所载“大学教师薪俸表”，开明书店１９３４年）。 １９３１年１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年会决定，在今后５年内每年拨款２０万圆给北京大学，作设立研究讲座、聘请专任教授以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聘请胡适之担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600圆；并设专任教授１５人，研究讲座９人，月薪４５０圆（参看《顾颉刚日记》）。 １９３１年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上任后，为招聘贤能，颁布规定：教授月薪300至500圆，而且每位教授可以拥有一栋新住宅；讲师月薪为200至300圆，教员月薪为100至200圆，助教月薪为８０至１４０圆；学校行政职员月薪为３０至100圆，工人（勤杂工）月薪９至２５圆（引自《３０年代清华大学手册》）。 ３０年代初在北平担任教授的，北京大学有胡适、刘半农、罗常培、周作人等；清华大学有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俞平伯、杨树达等；北京师范大学有钱玄同、黎锦熙等；燕京大学有郭绍虞、陆侃如等。著名学者常有兼职，收入更多，例如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兼职所得月收入可达上千圆，甚至１５００圆。副教授有黄节、顾颉刚等，讲师有王了一、浦江清、许维橘等。在这些大学毕业后担任助教的有吴晗、余冠英、谭其骧、吴组缃、林庚等，他们一般也可以兼课、兼职、写作以增加收入。 当时清华任教的职称与别的大学不同，分为５级：教授、专任讲师、讲师、教员、助教。没有副教授这一级。教授和讲师一定要开课，教员和助教不开课。 国立清华大学提供给教授们的住宅是免费的。１９３３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闻一多、顾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近５０家。闻一多所住４６号“匡斋”是中式建筑，共有１４间房屋。１９３５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这是３０栋新盖的西式砖房，每人一栋。条件更好，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一应俱全。 北京大学的校园生活 １９１７年１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大力改革制度和学风。第一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开拓眼界，解放思想。第二是“官”与“学”分家，提倡“不做官”的戒律，从此北京大学打破了官僚政客和北洋军阀的社会基础。 １９１８年在蔡元培校长主持下建成了著名的五层“红楼”，原拟作学生宿舍，后为课堂、图书馆；此外还盖了一些新房。 北大学生由本、预两科３５０人扩大为１３00多人，此外还有全国各地慕名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