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部分(第1/4 页)

山东老家，写了《海上之行》投稿未见刊用。不久受聘为高小国文教师，但因宣传革命而被劝退，发给半个月工资（估计有十圆）。次日即往北平，立志做职业革命家，与潘训等筹办“左联北平分盟”，任三人领导小组的“组织委员”。他暂时寄居学生公寓，在各大学推行读书会，如北大的“曙光会”、师大的“今日会”等。 冯毅之回忆说：“我参加革命后，感到最可怕的并不是被捕、坐牢、受刑，而是贫困没办法生活。因为那时候，中国共产党没有掌握政权，没财政收入，革命工作者不但没有工资，连最低生活费也没有，完全靠自己谋生。我在北平半年多，身上的钱化光了，不但没有亲朋好友可借，连能管饭的同志也找不到。（１９３１年夏天）我只好回到山东益都县我的家乡，正遇上我的好朋友刘某到益都县东关高等小学任校长。我去当了国文教员，月薪二十圆，高兴得不得了。” １９３２年益都暴动失败，为避难，秋天他又离家去北平。父亲向亲友借下20圆钱，除了路费，已所剩无几。他找到了党的组织关系。为解决生计，他租了个洋车（黄包车）做车夫。冯毅之后来回忆说：“拉车的生活使得我了解到，车夫的思想感情和爱好，不但与富有的资产阶级不同，与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不同。他们没有奢望、没有幻想、只求温饱。他们对于豪华的游乐场、影院戏院是不敢想的。喜爱的是有五花八门杂艺的天桥和街头巷尾的小饭摊。到天桥去化不了几个钱就可以看到云里飞的滑稽表演，大金牙的洋片和粗俗逗趣的相声，以及杂耍、武术、高跷等各种各样使人心情舒畅精神愉快的民间艺术节目。街头巷尾的饭摊价钱便宜，小米粥玉米窝窝十分香甜。有时买卖好，多挣了几个钱，买上二两酒、一毛钱的猪头肉，喝上两盅，再吃顿白面馒头，那就是最美好的生活了。我爱好文学，曾写了《洋车夫日记》，一直保存到抗日战争时期（后来在战斗中全丢失了）。”（冯毅之现为山东省第二干休所离休干部，１９９９年出版《风雨沧桑一百年》文集。） 3。　王尧山 １９２６年，１６岁的王尧山（生于１９１０年７月１０日）从江苏省溧阳县到上海学生意（当学徒），每月发１块银圆。后来，他在浦东电气公司谋得一份工作，每月收入20多圆。１９３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左联一般青年成员大多是这样的城市贫民。 王尧山在六十多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入党后，大部分工资交了党费。”（《新民晚报》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８日第２３版） 关于党费问题，值得研讨、考证。据老党员杨纤如同志说：“平常连缴党费都感到困难，象工人，每月缴三五个铜板，略表组织观点而已，再多就会影响吃饭。学生稍好一些，也不过每月缴一两只银角的党费。只有成名的左翼作家和有社会职业的同志，才能缴出为数较大的党费。有的作家往往把一篇文章的稿费全部拿出来缴党费，甚至有人把一本书的大部分稿费缴了党费。”（引自《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０年第一期９０页） 那时，王尧山公开的职业在浦东，而党的秘密工作基本上是在浦西，据他说，他常常是在浦西干到很晚；由于这样来回很费时间，他就在浦西租了一间房。他对记者回忆说：“当时因为大部分钱要交党费，租房间就挑最便宜的亭子间和阁楼。也因为形势非常险恶，住的地方常常要换。只要联系的人中有一个被捕了，就必须马上换地方。” ３０年代在上海市浦西租用亭子间房费大约10圆，每月个人生活费也需要10圆左右。 王尧山２５岁左右曾经担任左联中###团成员、组织部长。［陈注：据冯雪峰回忆说，“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５年间，左联的人事变动，我完全不清楚。在我脑中留下的一点印象是：好象胡风在这两年中做过左联的宣传部长，路丁（王尧山）做过组织部长。］他的住址在今江宁路新闸路之间，一个大弄堂里的三层阁楼上。据他说：“１９３６年３月鲁迅就在这个小阁楼上与当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会面，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此说待考。。　最好的txt下载网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4）

１９３６年４月下旬，冯雪峰由张闻天、周恩来派遣从延安秘密抵达上海，先会见了鲁迅，后与王尧山接上关系。这年１０月，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成立，主任潘汉年、副主任冯雪峰。１９３６年底，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任命王尧山为书记，沙文汉和林枫为委员。（王尧山现为离休老干部，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 田汉的经济生活 田汉（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原名田寿昌，生于湖南省长沙县花果园一个农家，幼年丧父，家境贫寒。１９１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