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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经济生活的鲁迅，决不是完整的鲁迅。 鲁迅为版税而奋斗 鲁迅后期在上海的九年间，完全成了一个“爬格子”为生的自由撰稿人，经济来源几乎完全依靠版税、稿酬、编辑费，占他生平总收入的半数以上。由先前的公职人员到自由职业者，在这过程中有个关键性的步骤，就是鲁迅以法律方式捍卫自己的著作权，向北新书局追索版税之争。 但当时（1929年前后）鲁迅和书局出版商两方考虑到社会影响等各种因素，这场剧烈争端一直是“关起门来谈判”秘而不宣的。事后，鲁迅和有关人士都没有著文评述这场严重争端的来龙去脉和细节过程，只是偶尔透露过一鳞半爪，例如鲁迅在跟林语堂的“相得复疏离”关系中，只隐约提到几句罢了。鲁迅去世后，只有此事见证人之一郁达夫在1938年《回忆鲁迅》一文中作了几百字的简述，但语焉不详，知者甚少。 这场爆发于1929年8月的鲁迅著作权争端，究竟牵涉到多少钱呢？根据我对于“鲁迅经济状况”的多年研究，从20—30年代鲁迅著述应得的版税、稿酬、编辑费核算，参照《鲁迅日记》中的账目统计，鲁迅在这场争端之后共得到国币２万多圆（合今７０万元）。这相当于鲁迅全部著述稿酬的４０％，或他一生总收入的将近五分之一。所以这场争端，对于鲁迅一生说来，具有非同小可的价值。 回顾一下，鲁迅从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以后好几年里，投稿都是无私奉献的。前文说过，鲁迅担任###公务员已经有了丰厚收入，所以并未计较过稿酬。据我研究的结果，一直到1923年《鲁迅日记》才初次出现他领取版税和稿费的记载。1924年鲁迅生活中开始有一个大转变，这年他的经济来源中，第一回发生了公职收入（###公务员薪金）少于业余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他写作和兼课收入共占５９％，超过一半；而公职收入仅占４１％，也就是不到一半。从经济状况说来，鲁迅进入了由公务员向自由职业者的转化。 当时鲁迅并没有把主要著作如《呐喊》、《中国小说史略》等交给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一类大出版社去印行，而是委托给自己信任并扶植的北新书局。郁达夫回忆说：“北新书局的创始人李小峰是北大鲁迅的学生；因为孙伏园从《晨报副刊》出来之后，和鲁迅、启明（周作人）及林语堂等，开始经营《语丝》之发行，当时还没有毕业的李小峰，就做了《语丝》的发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业者。”李小峰一生的主要业绩，就是跟孙伏园一起经手办理鲁迅的《呐喊》、《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册）》、《桃色的云》、《苦闷的象征》等著述译书的出版业务，此后在鲁迅等人支持帮助下，于1925年３月在北京市创办北新书店，出版《彷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并编印新文学书籍以及《语丝》、《奔流》等刊物。他是２０—３０年代我国著名的出版商之一。 我查阅《鲁迅日记》，从１９２３年起鲁迅和李小峰见面、通信、联系，１４年间总共达到７０４次之多，平均每年５０次，也即大约每周就有一次。可见关系密切非同一般。这些联系的主要内容是有关北新书局出书、编杂志的业务和经济问题。《鲁迅日记》中对于李小峰的典型文字记载是：某月某日小峰来交（或：得小峰信并）版税泉及编辑费若干圆。 １９２６年鲁迅在北京时，北新书局送来的版税和编辑费还是９４０圆（合今人民币３３000元），１９２７年降低到４７０圆（合今１６000多元），据说因为汇款不便而拖欠。这两学期鲁迅南下，担任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的月薪很高，所以并未介意。１９２８年鲁迅到上海后，没有继续任教，下决心以自由撰稿人的身分完全依靠“爬格子”谋生。他交给北新印行的著作已经增加到９部，销路也很好，还为北新书局编辑《语丝》和《奔流》杂志，并为《北新》半月刊译稿，所得报酬也应该大幅度提高。但他从北新书局得来的版税和编辑费收入，比例仍不到全年的三分之一。这时他开始察觉北新书局的账目很不对头，开始一项一项算细账，并且约见知情者了解实际情况。他明白了：几年以来，北新书局确实克扣了他几部著作的大笔版税，数目高达2万多圆，而已经支付的只有几千圆。从１９２９年７月以后的《鲁迅日记》可以看到他与文友们频繁商议的蛛丝马迹。８月１２日他写信宣布停止编辑《奔流》杂志，并且访问律师杨铿进行著作权法的咨询；次日“委以杨律师向北新书局索取版税之权”。 仔细分析《鲁迅日记》的简略记载，与这一阶段亲友们的有关书信、回忆录相对照，可以看出：从８月１２日到２５日的两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