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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文学批评家。但另一方面，自己毕竟比一般读者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第一手资料和原来的文本，所以我想自己还是有义务唠叨几句，有义务让大家分享我相对多占了的“信息资源”，同时也可借此同朋友们进行交流。

译罢掩卷，我忽然心想，生逢这个没有铁马冰河、无须挑灯看剑的时代，我们或许只能从剃刀、从掏耳朵的棉球棒里寻找哲学。这能怪谁呢？谁都怪不得的。何况，这其实更是一种幸福、一种近乎奢侈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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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的村上（1）

村上春树认为他写小说就好像打开一扇密门，独自走进黑乎乎的门内去观察去体验去鼓鼓捣捣。因此我们通过小说看到的村上应该说是门内的村上，影影绰绰，扑朔迷离。而现在这本随笔集，终于让我们看到了门外的村上。而且要看门外光天化日下的现实中的村上，也只有翻开他的随笔。因为村上一般不接触出版界以外的媒体，不上电视不上广播不上讲台，不接受记者采访。这一方面是他“怕见生人”的天性所使然，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个人生活的完整性和“匿名性”。

幸好村上除了写小说和搞翻译外还写了不少随笔，也幸好在随笔中他是个他所欣赏的那种“心不化妆”、“精神上不化妆”的人，使我们得以看到“门外”村上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看到不同于小说主人公的“我”的“我”，看到他与常人有异而又无异的喜怒哀乐以及人生旅途中的种种际遇。

在随笔集《　终究悲哀的外国语　》中，村上坦言自己高中时代不怎么用功，一味和女孩厮混、泡酒吧、打麻将，甚至吸烟，补习了一年才考进早稻田大学文学院的戏剧专业。考上后还是不太用功，找工作面试时被人一口回绝，气得他差点儿破口大骂（　《　“金字塔”景观　》　）。他自嘲几年大学生活“惟一的收获”就是谈恋爱得到了现在的夫人阳子（　有人考证说是《　挪威的森林　》中绿子的原型　）。而且没毕业就结了婚。婚后东筹西借千辛万苦开了一间酒吧，像“拉车的马”一样起早贪晚干了七年。每天“一大早就要把一袋子元葱细细切碎”，因而练就一手切元葱不流泪的绝活（　《　远离卷心菜卷　》　）。他还详细谈了四十岁以后为保持“男孩”形象所做的般般努力和由此产生的种种烦恼。他指出“男孩”形象同年龄无关，但须符合以下三条：（　1　）穿运动鞋；（　2　）每月去一次理发店（　不是美容室　）；（　3　）不一一自我辩解。他认为第一条自己绝对符合，一年有三百二十天穿运动鞋。第三条至少可以做到“不使用文字来为自己辩解”。最伤脑筋的是第二条——“我的头发有一处不听话的地方……一旦失手，就非常麻烦。”一次从伦敦一家理发店回来往镜里一看，“怎么看都不像我的面孔。原本脸长得就无人欣赏，又给糟蹋到如此地步。……很长时间都没情绪外出，刮胡须时尽量不打量自己的脸。”（　《　穿运动鞋去理发店　》　）

当然，这本随笔集是作者1991年至1993年旅居美国期间写的，主要篇幅写的是美国。其中有关日本和美国的比较读来尤其有趣。例如关于钱。村上说日本人总是把个“钱”字挂在嘴边，动不动就有人说“村上君写畅销书钱大大的有，花这点儿算什么”（　村上心里骂道纯属瞎操心　）。而在美国除了迫不得已的场合人们一般不提钱，这种仿佛视钱为陌生物的“绅士氛围”让他大大舒了口气（　《　大学村snobbism的兴亡　》　）。再如男女平等问题。在美国常有人问村上的夫人做什么。村上回答说算是当自己的秘书：校阅整理自己的文稿、接电话、写回信等等。若在日本这样的回答十之###得到理解。而美国妇女听了则满脸困惑，似乎在说——“哼，千说万说，说到底书皮上写的还不是你一个人的名字！”后来村上终于明白，原来对方期待的标准答案即美式答案是：“我太太来美国后对流浪汉（　homeless　）问题发生兴趣每天在流浪汉供食中心参加服务活动还每星期去两次希伯莱语学习班准备将来把希伯莱语文学介绍到日本去。”（　《　关于精力旺盛的女人们的考察　》　）

也有对更严肃问题的理性思考。村上去的是美国东部名校普林斯顿大学（　爱因斯坦曾在此任职　）。他发现该大学教员是个相当特殊的群体：报纸必看《　纽约时报　》、杂志必订《　纽约客　》、小说必读加西亚·马尔克斯啤酒必喝进口的、汽车必开灰头土脸不显眼的、衣服必穿皱皱巴巴半旧不新的。否则就要被视为异类受到排斥。总之大学是不混同于世俗社会的自成一统我行我素的城堡，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