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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南渡之初就寓居京口，四十年后又得以守此地，他希望南宋朝廷能象坐断东南的孙权一样要有进取的决心，当然他借古更在说今，不只是被动地恃江为险，更要锐意恢复，重回中原，报家国之恨。当然辛弃疾作为一个军事干将，他最关心的还是北伐的胜负，壮怀激烈之余，仍有不少的忧虑：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希望与叹惋杂糅，伤古与自信相间，虑忧交融，寄慨遥深，可见此时辛弃疾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他满怀信心之余又怕廉颇已老，自己不能为宋廷完成使命，再加上宋廷上下因循已久的颓靡不振、患得患失出租车风，宋宁宗一人信心十足未必有用，一种隐隐的忧虑浮现在字词之间。

辛弃疾的忧虑，果然便被验证了，他根本没能等到北伐的开始，在开禧元年的秋天，就因为一次举荐的小错误被调离了镇江府，改知隆兴府，不久又被劾官。真不知南宋朝廷是怎么想的，拿辛弃疾这样的忠臣干将当作的只是手中的玩物。离开前线的时候，辛弃疾万分沮丧，只能叹息“却笑千年曹孟德，梦中相对也龙钟。”，他拖着病老的身躯无奈地回到了铅山。

不久的开禧二年春天，缺席了辛弃疾的北伐战争开始了。与隆兴北伐一样，宋军先是小胜，接着镇江副都统毕再遇所率领的部队连连败退，四川宣抚副使吴曦甚至叛宋降金，金兵则直接渡淮与宋相持，形势对南宋非常不利。在这样的情况下，韩侂胄不得不和金国议和，金国乘机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开禧的北伐终以宋朝的失败而告终。此间，辛弃疾回到铅山后又被任命知绍兴府，此时的他确实已伤透了心，推辞不再赴任，朝廷也已觉得当初未用他的决策失误，造成了现在的后果。随即又改命辛弃疾知江陵府，他还是力辞。朝廷不顾辛弃疾的年迈，再次下令让他赴京，改试兵部侍郎，托以重任，可是南宋已错过了时机，辛弃疾虽然恢复的决心没有死，但他此时六十八岁的年纪，确已力不从心，而且身患重病，在开禧三年的春天，他决定回到铅山去，这是他最后一次从临安回到瓢泉。

这年的九月初十，满怀复国之志又不得施展自己抱负的南宋一代将才词人忧愤地离开了人世。神州何处，成了他心头永亘的哀伤。在那个保守因循、苟且求安、颓靡懦弱的时代里，似乎一切有识之士有所作为的努力都注定了失败，辛弃疾一生的悲剧，也正是南宋王朝的悲剧。

南方的叹息（1）

西湖早结了冰，这是南宋德佑二年正月的杭州。蒙古忽必烈的部将伯颜已经带着他的万马千军驻扎在杭州城外，就在这个关乎南宋社稷存亡的时候，文天祥被谢太后拜为右臣相，这是朝廷对这位勤王有功的状元忠臣的信任。现在的形势很明显，兵临城下的元军已逼着南宋朝廷与之谈判，文天祥真是名副其实地受命于危难之间。

文天祥可以说是历史上名气最大的几个忠臣之一，所以在南宋以后，他的名字几乎成为了“忠义”的代名词，一提起他也就都会想起他那句耳熟能详的诗句。记得一位老学者说过：“宋以前，国亡后很少有人以死殉国的，宋以后就多了起来。”文天祥也许是首开这一忠烈风气的宋臣。

文天祥他的一生，都与南宋之舟共浮沉。

一

天寒风紧，江南也早已草木凋零。元军将领伯颜的行营按扎在杭州东北方向的皋亭山明因寺里，与文天祥同去的是另外几位南宋高官。文天祥到元营谈判之前向谢太后请求了一个名为“枢密使”的职位，他觉得以臣相的身份去元营谈判非常不妥，而且有辱南宋。在走之前，南宋朝廷中许多人是希望向元军乞和的，谢太后也是这个意思。文天祥清楚地知道，现在兵临城下，当务之急是让元军撤退，不能让他们再向临安挺进，使时局有所缓和，然后才能采取下一步的对策。不过文天祥心里有个尺度，那就是讲和而绝不乞和，谈判而绝不投降。在伯颜的元营中，文天祥仍不改初衷，不卑不亢，毫不示弱。而伯颜哪里是想和来者谈判，分明是要劝降文天祥的，他知道文天祥在南宋的名声，若使之能为自己蒙古所用，必能得忽必烈重赏。果然伯颜见文天祥言辞激烈，立场没有半点动摇，将他扣在了元营，说等几天就能回临安，意在拖延时间找人对他劝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