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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中，第一是林巧稚同志，其次就是严仁英。王光美：继光超之后，我的两个妹妹王光和、王光平，也在光杰的影响下，经过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崔月犁同志的介绍，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参加了革命。光和参加北平地下党工作的时间比较早。我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就是地下党组织让她给我捎的信。光和是学医的，建国后曾任北京口腔医院院长。光平也是学医的，先是上的北大护士学校，后来同崔月犁同志一起去张家口军医学校，学输血专业，接着又进了白求恩大学医学系。建国后光平曾任天津医学科学院血液研究所党委书记。我是1921年阴历8月25日在北平出生的。我前面是6个哥哥，所以小时候都叫我小妹。后来在我之后又有了4个妹妹，我就变成大姐了。由于我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女孩，小时候家里很宠我。我的奶妈叫王妈，是通县农村的，闲下来经常给我讲她老家的事。我从她那里知道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事。我小学上的是北师大二附小，就是现在的第二实验小学。上小学时我很听话，学习也比较好，常受表扬。我记得第一次受表扬，是说我穿衣服干净整齐。小学毕业后，我报考了师大男附中。男附中本来都是招的男生，可这一年加招了个女生班。当时师大有男附中、女附中，女附中在旧刑部街，男附中在和平门外，一般认为男附中比女附中教学质量高。我自己觉得学习成绩比较好，就特意去考这个男附中的女生班，结果还真考上了。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吴健雄也是男附中的。在学校里我很好强，学习很用功，晚上做作业经常要到深夜。当时我还比较喜欢体育，打篮球远投篮很准，是学校女子篮球队队员，经常到校外参加比赛。我同班的同学中有黄甘英同志。建国后她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还有叶群，也和我同班，当时叫叶宜敬，曾到我们家一起做作业。叶群的母亲是后妈，她就老跟我讲后妈如何如何欺负她，她又如何如何故意气后妈。后来叶群转学到汉口去了，我和她就再没见面。一直到我在军调部当翻译时，才听说她已经和林彪结婚了，在哈尔滨。解放后林彪从苏联养病回国，叶群陪他专门来中南海万字廊看望少奇同志，送了一本很精美的苏联画册。我还对林彪说：“原以为你是个很威武的军人，没想到你像个文弱书生。”1937年7月爆发了卢沟桥事变。那时和平门是真正的城门，事变后城门关闭，我就上不了学了。我四哥王光杰读清华大学，也上不了学了。他就在家里装收音机，收听、记录苏联伯力一家电台的对华广播，为地下党组织作抗日宣传用。我在家没事，就帮他做些绕线圈和抄抄写写的事。一段时间以后，光杰调去天津，我转到城里离我家不远的志成中学继续上学，就是现在的第三十五中学。我觉得志成中学不如师大附中，就跳了一级，直接上高二。我哥哥光英在高三。我在志成中学上了一年半，赶上全市中学生数理化会考。会考结果一公布，发现数学成绩名列前茅的三个学生都姓王，就是我和另外两个男生。所谓“数学三王”，就是从这儿来的。高中毕业后考大学，我先是报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可我的英语分数不够，就上了辅仁大学。辅仁大学是德国人办的，是天主教会学校，对英语的要求没有清华、燕京高。我上的是数理系，系主任是德国人。我在辅仁大学读了四年本科，学的是光学专业。记得我的毕业论文是《利用光学来测量距离》。本科毕业后我又接着读硕士研究生，学的是宇宙射线。在辅仁大学那几年，学习还是相当辛苦的。我没有住校，每天骑自行车上学，夏天胳膊被太阳晒得脱皮。辅仁大学有不少外籍教师，理科有几门课程用英语上课。我考大学时英语成绩不好，很受刺激，所以在大学里学英语就下了功夫了。读研究生时我的导师也是德国人，叫欧斯特，是物理系主任。还有一个经常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叫严池，五六十岁，是理学院的院长。那时研究生没几个人，有时老师上课就我一个学生。那个严池对工作很敬业。有时我上课迟到了，见教室里一个学生也没有，可严池照样在黑板上写提纲，写得满满的。他相信我会来。我进去后就悄悄坐下来听。那时我受“读书救国论”的影响，准备抗日胜利后去美国留学，学习原子物理，学成回国搞建设。还是这位严池，为我写了去美国留学的推荐信。可后来，我最后一次上完他的课离开辅仁大学，没有向他辞行，等于不告而别。因为我离开辅仁不是去留学，而是准备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我不知道怎么同他讲。过了一段时间，我还真的接到美国两所大学的回信，通知我办理留学手续。其中有一个是斯坦福大学。但那时我已经到了军调部，去不了了。我在辅仁大学上研究生不久，就同时当了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