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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结婚，说没仪式也没仪式，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举行什么仪式，少奇跟平常一样整天都在工作；说有仪式也有仪式，那天机关正好有舞会，很热闹，而且毛主席、恩来同志亲自登门祝贺。

我学习当少奇的秘书

黄峥：我听到许多老同志说，您和少奇同志结婚以后，对他的帮助很大。因为这以前很长时间少奇同志的身体一直不好，胃病经常复发，生活没人照顾，对工作很有影响。后来有您照顾，就好多了。王光美：少奇的胃病，是他当年在北京和莫斯科勤工俭学时生活艰苦，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留下的病根。他担任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到西柏坡后，胃病经常犯，平时老用一个热水袋捂着肚子，有时疼得满头大汗，无法工作。由于吃不下饭，消化吸收不好，身体十分消瘦。毛主席知道后还专门从陕北给他打来电报，要他“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我和少奇结婚时，他体重只有48公斤。我和少奇刚结婚时，我的工作关系还在外事组，同时兼着为少奇管管报纸、资料什么的，做一些服务性的事。一直到进北平以后，我们搬进了中南海，我的工作关系才正式转到中央办公厅，担任少奇同志的秘书。那时办公厅正式成立了政治秘书室，成员有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朱老总的秘书潘开文同志，还有我，负责人是师哲同志。在西柏坡，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很简单，就是一张办公桌，一个很旧的沙发椅，还有一个放文件资料的木箱。他整天埋头写东西，桌子和木箱上堆得乱七八糟。有一天趁他出去开会，我就帮他拾掇，把放得凌乱不堪的报纸改放在木箱上，把文件、材料收拾整齐。没想到少奇回来把我批评了一顿，说你这样一动，反而搞乱了，我要的东西不见了。他摆放东西虽然乱，可他自己有数，别人一动，就找不着了。后来我吸取了教训，不擅自动他的桌子。少奇的那个木箱，已经跟了他很多年了，看起来不起眼，可他视作宝贝。战争年代行军打仗，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唯有这个木箱一直带在身边。里面放的什么呢？主要是他历年来写的文章、手稿，包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历次提纲和原始手稿，还有一些重要的书籍、版本。我觉得这些东西很珍贵，就把它认真整理了一下，趁夏天太阳好，仔细晾晒了一遍。以后，保管这批手稿资料就是我的事了。前几年编辑出版少奇的选集、专题文集，有些就是从这批手稿中挑选出来的。我觉得他太忙太累，下决心照顾好他，不要让家里的事和生活琐事影响、干扰他的工作。少奇的作息时间很不规律，没有一天是晚上12点以前休息的。如果是去中央、毛主席那里开会，常常是半夜两三点才回家，有时甚至通宵。散会回来也不能马上休息，一方面精神兴奋睡不着，另一方面还有文件要批。毛主席、少奇、恩来同志都是一个习惯，往往要到凌晨才上床休息，第二天上午10点甚至12点才起床。从毛主席开始就是这个工作习惯。形成这个习惯是有原因的。主要是战争年代形势千变万化，工作紧张，急迫事务太多。各战场发给中央的电报往往要后半夜才到，等电报来了再研究决策，会就开得晚了。朱老总年纪大，毛主席要他早退先回去休息。其他领导同志就晚得多了。少奇原来吃饭没个规律，冷热饥饱瞎凑乎，有时饿了就猛吃，吃多了又胃酸。他年轻时得的胃病就这样老好不了，常犯。结婚以后，这些事我就管起来，让他在饮食方面尽量规律，保持均衡。他每天工作到很晚，而这时炊事员都休息了，我就把白天吃剩下的饭菜，放在一起煮热了给他当夜餐，热乎乎的他还挺爱吃。慢慢地他的胃病好多了。少奇经常半夜开会，我一般都等他回来。有时连续工作时间长了，我就陪他散散步。他休息的方式主要就是散步。西柏坡我们住的地方前面有个打谷场，每天晚上我们就在那里散步。可是我们出去总有哨兵跟着。我是学生出身，一开始散步还想挎着他的胳膊。他不让，说：“别这样。那些哨兵都还没有结婚呢！他们看不惯这个。”所以，散步时我俩也就是慢慢走路，说说话。我认识少奇以来，他一直是光头。结婚以后，我劝他把头发留起来，逐渐形成了背头的发式。那时涛涛4岁多，丁丁2岁多。虽然有阿姨带，但我仍尽量关心、爱护他们。我们的家庭关系非常融洽。涛涛需要母爱，一开始就叫我妈妈。我外出回来晚了，她就坐在门口一直等我。总之，生活上主要是我照顾少奇。有时他也想照顾我。有一天，他看见我怀孕身体有反应，吃不下饭，忽然说：“今天我给你做个湖南菜。”我说：“你还会做菜？”他说：“年轻时什么都干过。”那天他给我做了个蒸鸡蛋，里面搁了醋。我说：“你这是什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