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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干部在怀仁堂开会，要少奇同志给他们作一个报告。一些有关的领导同志，如邓子恢等同志都来了，其中有不少同志是主张包产到户的。这时他们还不知道毛主席已经表了态。我记得邓子恢等同志开会前在怀仁堂后台显得很高兴，以为少奇同志会在作报告时讲一讲包产到户。后来一听，少奇同志在会上讲要巩固集体经济，调子已经变了，他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少奇同志在会上讲巩固集体经济而没有讲包产到户，但还是强调要在农村实行责任制。他说：“我看实行责任制，一户包一块，或者一个组包一片，那是完全可以的。问题是如何使责任制跟产量联系起来。现在分开打场有困难，不分开打场产量就难搞准确，只能找老农估计，大家评定。如何使产量跟责任制联系起来，这是要研究的。”（《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63页。）没过多久，1962年的七八月间，中央在北戴河开工作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多次讲话，讲阶级、形势、矛盾，批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包产到户受到严厉批评。毛主席说：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农村集体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北戴河会议后期，气氛相当紧张，赞成包产到户的同志都受到批评。从此，包产到户被当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受到长期批判。

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2）

1962年北戴河会议王光美：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我们和陈云同志住得比较近。有一天陈云同志夫人于若木同志来看我。我们俩说了不少话。于若木同志有点紧张，说：“这回我要惹漏子了。”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1962年春天，她随陈云同志去上海，住在太原路招待所一幢江青住过的小楼里。房间里设施考究，绿色的双层地毯、双层窗帘，连桌子抽屉、厕所里的马桶盖、马桶圈上，都覆盖着绿丝绒，是按江青的要求布置的。除了这里，在上海还有三处这样装饰的房子，都是为江青准备的。陈云同志看了很生气，说，国家这么困难，还这样讲究！这些东西应该出口换外汇。于若木同志本来就看不惯江青，就把陈云同志的批评意见告诉了卫士长，卫士长又将这个情况向上反映了。于若木同志就担心这个情况最终传到江青那里，从而连累陈云同志。她说：“这回我们可得罪江青了。”我把于若木同志讲的情况告诉了少奇同志。少奇说：“不会吧，这是两码事。主席生气是为分田到户。”后来少奇同志去看望了陈云同志。我陪他去了。到陈云同志那里，少奇进陈云同志房间，他们俩说话。我就到于若木同志房间看她。在北戴河，江青来看过我一次。她带来一张天津的报纸，上面登有厉慧良严格教育子女的文章，送给我参阅。她对我说：“这回田家英犯错误了，还有陈云呢！”说话时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第二天，江青忽然又派人来把送我的报纸要回去了，说是主席不让谈生活方面的问题。北戴河会议是中央工作会议。由于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会议的内容就显得重要了。于是，会上决定正式召开中央全会，以便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并作出相应决议。这就是紧接着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八届十中全会分两段。第一段是预备会议，从8月26日开到9月23日，开了29天。第二段是正式会议，从9月24日开到27日。在全会上，大家都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提出的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少奇同志在会上再次提议，关于阶级斗争的内容不要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问题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他说：“用少数人对付就够了，全党不要卷入这个斗争中，受它们干扰，妨碍工作。”这个意见他在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了。毛主席接受了少奇同志的意见，同意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个精神很重要。正因为有这一条，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照常进行，一系列的调整措施继续贯彻，逐渐见效，生产一步步恢复和上升。到1963年，经济开始复苏，我国终于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黄峥：1963年工农业生产开始恢复，1964年在恢复的基础上经济有所发展。1964年底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王光美：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市场也日渐繁荣。人民开始高兴的时候，少奇同志也高兴了。1963年的春节，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一年一度的集市——厂甸，又活跃起来了。这天上午，我们家的孩子们去逛了一趟厂甸。他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