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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其塑料薄膜上都有一个发荧光的“E”。我们从库房里把一堆堆唱片搬上货车，但我们犯了一个该死的错误：假设海关国税局官员只会搜查南码头路的仓库。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唱片运送到牛津街的店里，把他们放在唱片架上，我们不知道海关国税局官员有比警察更大的紧急搜查的权力。我采取了同教堂委员会来阿尔比恩大街检查时差不多的态度：这是一场较大的游戏而已。清晨之前我们已经把全部有“E”的唱片放在牛津街的店里，库存则用合法的唱片代替。 克里斯蒂和我第二天清早从“阿尔伯达”号动身去南码头路，想知道搜查会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穿过圣玛丽医院旁的人行桥，到医院附近时，突然听到一声尖叫，一个人从天而落，掉在我们旁边的栏杆上。我瞥见一个老人苍白而又没刮过胡子的脸，他正撞上了栏杆，太恐怖了，他的身体看起来完全裂开，一大堆内脏掉在地上，红的白的，或者挂在栏杆上。他只穿着白色的睡袍，上面浸满血。克里斯蒂和我太震惊了，呆若木鸡。他肯定死了，头掉了，身体几乎分成两半。一个医院的护士从边门跑了出来，又有一些人跑出来将尸体盖上了白色的床单。克里斯蒂和我静静地站在那，很久才慢慢开始恢复正常的意识。 “你们还好吗？”护士问我们，“喝杯茶吗？” 我们摇摇头，继续上路，被深深地震骇了，这是我们关系开始后的又一次超现实主义事件。两天前，我们第一次相见，我偷偷将一封秘信塞到她的手中，我们在船上度过了一个充满激情的夜晚；然后我从多佛驾车返回，设法偷盗了她的手提箱；接着花了一整夜处理唱片；现在有人又在我们面前自杀。我想克里斯蒂和我一样对发生的一切不知所措。我们的生活实在令人疯狂。 到达南码头路的库房，还没走到办公室就有人敲门，开门后是七八个穿橡胶雨衣的人。 “你是理查德？布兰森？”他们说，“我们是海关国税局，奉命检查你的仓库。”这些人同我原来期望的两个邋遢的小会计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强壮的大块头，让人害怕。当我带领他们看库房时，我的自信在慢慢消退。 “你的意思是你昨天才去过比利时，”他们有人说，“你不可能这么快。” 此时我正看着他们开始用紫外线灯检查所有的唱片，我试图将他的话一笑置之。当他们没发现任何有标记的唱片时，他们开始有些沉不住气了。对此我十分高兴，主动开始帮助他们检查所有的唱片，从架子上拿上拿下。 当我意识到他们还在同时搜查我在利物浦和牛津街的店铺，发现了成百上千的有标记的唱片时，已经太晚了。 “一切顺利，”一个官员放下电话，“他们已经找到了。你最好和我一起走，你被捕了。和我们去多佛做份笔录。”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常常认为只有罪犯才被逮捕：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已成了罪犯，我偷税漏税。这不是我同海关国税局玩的大游戏，可以免除责任：我犯罪了。 在多佛，我被指控违反了1952年海关国税法案的301款：“1971年5月28日，在多佛东码头，你让一个官员递交了一份载货单，这是一份证明经由海关查验的文件，说明这一万张留声唱片用于出口，而事实恰恰相反……” 当晚我就被关在单人牢房里，里面只有一个黑塑料床垫和一张旧毯子。斯托校长的第一个预言成真：我成了个囚犯！ 那个晚上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刻，当我躺在牢房里盯着天花板时，我觉得患了幽闭恐怖症。我喜欢对他人负责，更喜欢控制自己的命运。我喜欢违反常规，无论是学校规章或者是日常规矩，比如没有人能17岁编辑一份全国性的杂志，20岁我完全靠自己生活，遵循自己的直觉——但是呆在监狱意味着失去了这些自由。  
5。一个教训（1971）（3）
我发誓将再不做任何让我入狱的事情，或者任何让我引起麻烦的买卖。 此后维珍从事的各种的商业领域里，我曾经数次有行贿或者受贿的机会，但是我从未违反蹲在多佛监狱那晚自己的誓言。我的父母经常语重心长地告诉我，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名誉：你可能非常富有，但是如果你失去了好名声你将不再快乐，在你的脑海中经常会有人们不信任你的念头。我以前从未认真考虑过好名声意味着什么，但是在狱中的那晚我明白了。 第二天早上，妈妈在法庭上和我见面，因为我请不起律师，我申请法律援助。法官告诉我如果我申请法律援助，那么我不得不呆在监狱，因为我显然交不起3万英镑的保释金。维珍自己是没钱的，我们也就没法用它担保；庄园价值3万英镑，但是因为它主要是抵押所得，所以也不能作担保。我只有一堆债务，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