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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说，如果市教育局不对校长施加竞底压力，深圳市的升学率势必在广东省退步，那么教育局长也干不成。

照这样一直追溯上去，一个小学生所受到的竞底压力，可以最终追溯到*长乃至总理身上。而总理来自民众，反过来说，竞底的总根源还是出在民众的身上。

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是如此竞底，那么高等教育是否又明智一点呢？中国刚开始研究生教育时，一名教授每年基本招一个博士、两三名硕士，而现在居然能带100名博士。我的同学2008年来参加航展，自豪地向我表示自己带了28名工科博士，我跟他开玩笑：“这么多学生带得过来吗？”他倒也很坦率：“只要能搞到项目，搞到钱就行，反正也不是我带，下面有一个团队，我在行内的人头熟，他们有问题我知道该让他们去找谁就行了。”

工科教授也许还有项目和经费的底线限制，文科教授们就更加可以竞底了，我的同学告诉我：他带28个博士并不算多，还有一个教授带100名博士的。我想，恐怕这真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了。

教授招研究生时，多多益善，但在带研究生时，不仅在知识传授上对他们实行掺水式竞底，同时也在工作报酬上对他们竞底。所谓的博士硕士，不过是教授的超级廉价劳动力。很多教授的专著，其实都是老师出个点子，完全由研究生们捉刀。而研究生们由于被竞底，收入微薄，且没有署名权，当然无心认真为教授打工，也反过来对教授竞底：从网上、杂志上大段抄袭别人的东西，填充在为教授撰写的专著中。

最后，底线被击穿，知名教授的专著被人指控剽窃。这样的闹剧，年年都在中国的学界上演着，其背后也有一条完整的竞底链在发生作用。

很多稍有远见的家长，早已对中国教育界的这种竞底深恶痛绝，但身处竞底世界，无法独善其身。为了防止自己的孩子长期陷入这样的竞底怪圈，家长不得不未雨绸缪，将孩子送至海外就学。

在深圳，流传着这样一套“理论”：有条件的话，应该送孩子出去读高三。因为中国高三的数学基本在复习，为高考作准备，海外的数学相对简单。此时孩子的中文底子已打得不错，可以提前一年为海外的大学生活作准备。这一理论发展得如此完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一个深圳朋友的孩子，就在这理论的指导下去了美国，两年后我在他回国参加同学聚会后，专门向他咨询有关情况，他讲了些让中国父母眼热心跳的逸事，如盛装到联合国为官员们演出，等等，但这些我并不太感兴趣，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你刚见到你的高二校友，你觉得自己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吗？”这大一学生一脸凝重，像个男人似的回答我：“我觉得自己和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在美国我学会了怎么思考！”

仅此一点，我感到他父母为他花的那几万美元，就已经全部物有所值了。

柏扬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曾形象地提到：中国是个大酱缸。实际上中国是个巨大的竞底角斗场，每一个老板都渴望将对手竞底，所以中国的商界天天都在大打价格战；每一个下属都在彼此竞底，所以才有“窝里斗”一说；甚至每一个小学生也在竞底，生怕自己的名次落到后面。

第一章三、中国竞底的普遍性（3）

许多企业在创办之初，并不希望走竞底之路，而是想竞优，但由于竞底大环境的存在和不可避免，最终不得不竞底，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案例：联想的竞底抉择

和华为相比，联想在中国高科技行业耀眼的亮度，就稍稍逊色一些。这大约有以下几个因素：

1。联想只是Intel、AMD的生产装配厂，比华为的技术含量差几个数量级；

2。每年所交的利税远远低于华为；

3。联想毕竟是中科院的企业，柳传志曾经同时兼任计算所所长，可谓是集13亿人口中的科技精英所办的企业，与华为任正非用两万元白手起家，起点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4。柳传志的父亲有深厚的中国人民银行背景，1996年，香港联想巨额亏损亿港元，再加上不少死库存，经营已至绝境，最后由中科院出面担保，中国银行解决了一亿资金，联想才得以起死回生，如果华为早期遇到这种困境，恐怕十个任正非也不能起死回生了，因为他没有背景。

在联想的发展道路上，有过一次轰动一时的倪柳之争。

对IT行业的后来者而言，这桩往事可能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但由于它颇能反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