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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煮了七只鸡——他们全家养的鸡：“老唐，晚上来吃饭，明天，我们吃饭不要钱了。”

晚上他们一家四口加上我五个人，便吃掉了三只鸡，他们这半辈子恐怕也没有吃过这么多。出门时，门口堆了一小堆大铁饭锅砸碎的烂铁片。这口锅从他们的上辈传留下来，最少总有几十年吧。如今，它要去完成更伟大的炼钢任务了。但是，天寒地冻，他们如何取暖？——　北方农村祖祖辈辈都睡热炕，那实际上是做大锅饭的灶，锅旁有一个热水罐，灶里的热气和烟，通过炕下的弯弯曲曲的路，夜里整个炕便温暖如春，农民便靠此度过冰冷的冬天。春天来了，把炕拆掉，将里面的烟熏土砖取出做肥料，然后换上新土砖（北京城边的老屋至今也仍残留有这种“土炕”）。

不要钱的食堂开张了几天，每人每天发几个白薯。薯窖告急，村书记也急得跳脚，求救无门，因为各乡各村都有这种情况。

我们并不包括在他们的免费食堂中，分派在这村子里的人都拆散了，有的去搞修理厂、碾米厂、玉米粉碎厂；有的去画画，做宣传工作；有的去布置“大跃进”展览会。我呢，区委书记又闻名前来邀请了。

请吃先行！区委管下也有一家饭馆，这饭馆对外已经停止供应炒菜，但它的菜包子油水很足，仍能吸引大量的顾客。

区委书记请客当然不能吃菜包，我们在经理室吃了一顿八菜一汤的美食。

各乡各村都在跃进，区委所在地的镇当然也不能落后。这是好事。我们首先把带去的书送出，搞了一个小小图书室，成立一个文化站。又在北京挖了两台发电机、车床等，成立一个小机器厂。

村子离县城十九里，现在我们离区公所的镇，只有五里路，于是，我的“食堂”又搬到镇上了。

这一次去北京，妻告诉我，她妈妈家里那些意大利艺术窗花的钢窗，和一只我们寄存在她家的法国壁炉式的火炉，都被征用砸碎炼钢去了。

我们突然接到部的命令返回北京。于是大家分头到各家告辞。

有几个老人把棉衣、破棉被、麻布袋都裹在身上，蜷伏在炕角，炕上堆着一捆捆的稻草。按照北方农民的习惯，因为炕是热的，为了暖和也为保护衣服，他们睡觉时都是光身的；但现在灶头的锅拿去炼钢了，灶里没有火，炕冰冷，炕肥也没有了。邻县已传来了有人被冻死的噩耗。

大家最后再到“模范田”上去，三万斤的粪肥把二百斤麦种都烧烂了。大车出村口，路边堆着一摊摊的像泡沫塑料的废铁。各人默然闭目假睡，只听马蹄敲在冻土大路上的单调的声音，有人在叹息。

怀念尘无（1）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上海，魑魅魍魉横行；但它却又是藏龙卧虎之地。

中国电影就在这十里洋场诞生，它一出世，便被引入邪路。

如果说那年代出现在中国影坛的光彩夺目的巨星是阮玲玉，那么在同一时期闪耀在影评论坛上的明星，无疑是王尘无了。

他们像两颗光芒万丈的彗星，划过了被称为黑暗的电影圈的夜空，然后迅即消逝。

当然，那时还有正宗的电影皇后胡蝶和由红绿小报记者自己竞选的电影皇后天一老板娘陈玉梅；而影评论坛呢，则有被嘘得体无完肤的软性电影论者刘呐鸥、黄嘉谟、黄天始，还有以写《三颗珠子》出名的花花公子穆时英等，他们是不会服的。但，不管你爱服不服，连那个被蔡楚生在《新女性》影片中作为黄色记者模特儿的《时报》编辑，也公开承认：“尘无的文章真可爱。”尘无文章的可爱，他是从读者来信得知的，正是尘元、柯灵、小洛等人为他争来了广大的读者。

一位当年尘无在西湖治病时的十三岁少年病友盛里予，他和这位革命斗士、组织家、播种者一经接触，就被尘无的娓娓动听的革命道理吸引住了，从此走上了他所指引的路向。如今，他也离休了。他一再写信给我，又登门催逼，希望趁现在还有一些老人健在，征集几篇纪念文字，选集老师的几篇论文、影评、杂文、诗篇，编印一本记念册，并重版他的《浮世杂拾》散文集。

我的拙笔，怎能表达我对这位旷世奇才的倾慕和深切的怀念呢？

就让我试抛一块砖吧！

夏衍老人，是发现千里马的伯乐。

那时，国难、家仇，敌人的兵营就在眼帘下，白色恐怖弥漫，它压抑着每个关心国家、民族的人们的心头。银幕下充斥着荒诞、神怪、色情、无聊的影片，电影公司全部掌握在各种商人手中，有流氓、有鸦片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