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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那位山东时代的学生蓝苹　（现在叫江青），来到重庆，孙师毅遇到她，她悄悄送了他一张照片，——是她和丈夫手抱小女儿的照片。三十年代在上海，我很少听孙师毅谈到此事。有一次他约我写一段《电通》画报创刊的祝词，我送稿子给他时，他正在挑选蓝苹的大照片准备做封面。

抗战结束，我去昆明、仰光、新加坡。后来，我到香港时，他已经在港了。那时，他的离居的妻子兰兰也从台湾来到香港。潘汉年看着我大笑一通：“说到曹操，曹操就到。这件事只好由你来斡旋了。”然而，费了好多唇舌，这对破裂的夫妻终是无法弥缝。

一九四九年下半年，他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相邀我参加编电影副刊，那时我在忙着其他的事，未能应命。但是我还是经常在他客居的旅馆中，两人望着窗外“陡峭”的雪厂街上的汽车，畅谈着一串串的梦想，就像窗外一串串从山上滚下来的汽车一样。

追忆孙师毅（2）

广州解放后，我终于离开了香港。因为欧阳山和章泯鼓动我筹建珠江电影厂，我常到香港去了解一些情况，有两三次他和我一同回到广州，那时我知道他在策反国民党一个单位起义。

这个策划没有成功；接着因言论问题，他被港英当局抄家，他离开了《文汇报》，办了一个企业公司，也失败了。从此满怀抑郁，为了求得短暂的精神解脱，不良嗜好紧紧地缠住他。

朋友都陆续走了，他原想建立一点贡献然后回来，现在一切都落空了，他流落香港。直到周恩来同志发现这情况之后，才指示迅速把他召到北京。

一九五七年，正当反右运动白热化时期，他来到了北京。孙师毅平安渡过这个可怕的灾难。

他被招待住进新侨饭店，一住年余。他多次要求工作，周恩来劝他多休息一些日子，先熟悉环境，多了解些情况，然后再工作。在孙住新侨期间，周恩来一有空，或者在等待接见外宾的空隙，有时在深夜，不止十余次去看他，有时一谈数小时，甚至要他去大同酒家宵夜，只是因为警卫员从保卫工作的角度加以阻止。

啊，人民的好总理！孙师毅何功何能？！　他只不过在井冈山时期，在武汉时期，在重庆时期替党做了一星半点好事，然而，在总理的脑里却永远也不磨灭。

孙师毅是一个有名的“计划家”。一九五八年他到电影资料馆当顾问的同时，我也下放到“三条驴腿”的遵化，我虽然和一位书记说我不愿意过没有电灯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我通过孙师毅的“顾问”还是帮他们做了一些事，又为他们搞起一个几百盏灯的小发电厂。

如果不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孙师毅分配到中国电影资料馆工作是适得其所的。这个人作为一个电影史学家是无可非议的。他有十几箱“文化档案”，朋友们开玩笑说你给孙师毅写一张条子，他也存入档案了；他的脑子就是一只大档案柜。某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李进的仙人洞照片，附着毛泽东的诗。人们都在猜测此李进是何许人，孙师毅马上就举出此人乃江青。

然而，老师有这种积累资料档案的习惯，他的学生当然是熟知的。江青费很大气力在上海查抄销毁她过去的历史资料。孙师毅家里这类资料当然不会很少，因此他的家也抄得特别彻底。学生对他的恩宠是严格审查；他的严重的心脏病对她说来，正是一件好事。

一九六六年十月初，在他弥留的时刻，他问妻子：“阿唐会来吗？”　这时候，我正在上斗争的第一课，我也不知什么人在耳边嗡嗡叫，我只顾点头哈腰，我只祈祷有谁吼一声：“滚下去！”

握着一只冰凉的手，我想着青年时代的恶作剧：在我和他抄写东西时，学了一点他的笔法，特别是他的签名。我在他的女朋友的门上留了一个字条，“孙师毅到此一游”，引起他们吵了一架。——这是我欠他的。

他也欠了我的：他曾夸言我的墓志铭非他写不可。但是他却先走了。就此互相抵销吧！

一九八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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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焰相处的日子（1）

我和金焰熟悉起来，是以一篇骂他的文章作为敲门砖的。

我之成为影迷，是从二十岁才开始的。一经入迷，就迷得不可收拾。我那时候看电影，就和现在国外在举办的什么《某人电影回顾展》一样，我专挑选某人主演的影片，一部一部地赶着看，哪怕是在远郊区，我也无一漏去。我首先是看阮玲玉的，其次是看金焰的，他们有不少是合演的，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