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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势呆呆伫立了相当长的时间。门却怎么等也不开。我和电梯好像一幅题为《我和电梯》的静物画一样凝然不动。我有点不安起来。

说不定电梯出了故障，或者电梯操纵员—假定某处存在一个负责此项工作之人—把我身陷此箱一事忘到九霄云外也未可知。我这一存在时常被人忘记。不管怎样，其后果都是我被封闭在这不锈钢密室之中。我侧耳倾听，不闻任何声息。又把耳朵紧紧贴在不锈钢壁上试了试，还是无声可闻。惟有耳的轮廓徒劳地印在壁上。电梯俨然一架式样特殊的高效消音金属箱。我打口哨吹了吹《少年丹尼》，出来的声音像一只患肺炎的狗的喘息。

我只好靠在电梯壁上，决定通过数点衣袋里的零币来消磨时间。当然，对从事我这种职业的人来说，消磨时间也是一项重要训练，就像拳击运动员总是手握橡皮球一样。就是说，这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消磨时间。只有通过动作的反复，才有可能将个别倾向化为习惯。

总之，平时我总是注意在衣袋里留有相当数目的零币，右侧衣袋里放一百元和五百元的，左侧放五十元和十元的。一元和五元零币原则上放进裤子的后袋，不用于计算。于是我将两手插入左右两只衣袋，右手数一百元和五百元的，左手点五十元和十元的，二者并行不悖。

没做过这种计算的人恐怕难以想象，起始阶段还是颇有难度的。因为大脑的右半球和左半球要分别进行完全不同的计算，最后像吻合切开的西瓜一样将两组数字合在一起。而这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不习惯的话。

至于是否真的要将大脑左右两半球分开使用，这点我也说不清楚。若是脑生理学专家，也许采用更为特殊的说法，但我一来不是脑生理学专家，二来实际计算中确实觉得是将大脑的左右两半球分开使用来着。就计算完后的疲劳感来说，也好像在质上与进行一般计算后的疲劳感大为不同。因此作为权宜之计，我暂且认为自己以脑的右半球计算右边的衣袋，左半球则在计算左边的衣袋。

总的说来，我这人对世上种种事象、事物和存在恐怕都习惯做权宜式考虑。这并非因为我属于权宜式性格—当然我承认自己有几分这样的倾向—而是因为我发现对于世上大多数情况，较之正统式解释方法，采用权宜式把握方式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

譬如，即使我们把地球视为一个咖啡桌而不看做是球状体，在日常生活这个层次上又有多少不便之处呢？诚然，这是个相当极端的例子，并不是说对任何事情都可以如此随心所欲地妄加变通。只是，将地球祝为巨大咖啡桌的权宜式观点，事实上势必一举排除因地球是球状体而产生曲诸多繁琐问题—例如引力、日期变更线和赤道等无关紧要的事项。对于过普普通通生活的人来说，非与赤道等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一生中又能有几次呢！

由此之故，我便尽可能从权宜式角度来观寨事物。我的看法是：世界这东西委实含有各种各样的简言之即无限的可能性，惟其如此才得以成立。而对可能性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则是由构成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来决定的。所谓世界，便是由浓缩的可能性制成的咖啡桌。

话又说回来，用右手和左手同时进行两种截然有别的计算决非轻而易举之事。我也是花了好长时间才精通此术的。一旦精通之后，换句话说也就是掌握其诀窍之后，这一能力便不至于轻易得而复失。这同会骑自行车会游泳是同一道理。当然不是说无需练习。惟有通过不断练习能力才会提高，方式才会更新。正因如此，我才总是注意在衣袋里揣上零币，一有时间就计算不止。

此时，我的衣袋中有；五百元硬币3枚，一百元硬币18枚，五十元的7枚，十元的16枚，合计金额3810元。计算起来毫不费事。如此程度，比数手指还要简单。我心满意足地靠着不锈钢壁，眼望正面的门。门依然无动于衷。

我不知道电梯门何以这么久都不打开。略经沉吟，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机器故障之说和操纵人员疏忽之说及其忘却我的存在这两种可能性即使基本排除也未尝不可。因为这不现实。

当然我不是说机器故障和操纵人员疏忽的情况实际上不能发生。相反，我清楚地知道现实生活中这种意外发生确很频繁。我想说的是，在特殊的现实当中—当然是指在这种滑溜溜傻乎乎的电梯里边—不妨将非特殊性作为逆论式特殊性姑且排除在外。在机械维修方面疏忽大意之人或把来访者关进电梯后便忘记操作程序的马虎人如何会制作出如此考究的离奇电梯呢？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此事绝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