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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早晨会轻轻地自语：黄帝，对，还是从五千年的黄帝开始，哪怕是猜测。

三

猜测黄帝，就是猜测我们遥远的自己。

其实，很早就有人在猜测了。

从藏书楼书架上取下写于两千一百多年前的《　淮南子　》，其中有一段说——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可见早在《　淮南子　》之前，人们不管说什么事都喜欢扯上炎帝、黄帝了，好像不这么扯就没有办法使那些事重要起来。这么扯来扯去，炎帝和黄帝的故事就编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当然也越来越不可信。结果，到了司马迁写《　史记　》的时代，便出现了“愈古则材料愈多”的怪现象。

大家先是为了需要而猜测，很快把猜测当作了传说，渐渐又把传说当作了史实，越积越多。其中很多内容，听起来奇奇怪怪、荒诞不经，因此司马迁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

这种情形直到今天我们还很容易体会。看看身边，越是模糊的事情总是“故事”越多，越是过去的事情总是“细节”越全，越是虚假的事情总是“证据”越硬，情形可能有点类似。

司马迁根据自己的鉴别标准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比较严格的筛选，显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职守。但是，他的《　史记　》还是从黄帝开始的。他确认，不管怎么说，黄帝是中国历史的起点。

这事过了整整两千年之后，被怀疑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批近代历史学家，根据欧洲的实证主义史学观，认为中国历史应该从传说中彻底解脱出来。他们把可信的历史上限，划到东周，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他们认为在这之前的历史是后人伪造的，甚至断言司马迁也参加了伪造。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东周以上无史”。按照这种主张，中国历史的起点是公元前九世纪，离现在不到三千年。而黄帝的时代，虽然还无法作准确的年代推定，但估摸着也总有四五千年了吧。这一来，中国的历史被这股疑古思潮缩短了一小半。

疑古思潮体现了近代科学思维，显然具有不小的进步意义。至少，可以嘲弄一下中国民间历来喜欢把故事当作历史的浅薄顽癖。但是，这毕竟是近代科学思维的初级形态，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无法处置那些属于“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人类学课题，无法解读神话传说中所沉淀的群体密码，无法阐释混沌时代所蕴藏的神秘真实。这个问题，我在以后还会专门说一说。

其实十九世纪的西方考古学已经开始证明，很多远古传说极有可能掩埋着让人们大吃一惊的史实。例如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从一八七○年开始对于特洛伊遗址的挖掘，一八七四年对于迈锡尼遗址的挖掘，以及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Arthur　Evans）一九○○年对于米诺索斯王宫遗址的挖掘，都证明了荷马史诗和其他远古传说并非虚构。

就在伊文斯在希腊克里特岛上发掘米诺索斯王宫的同时，中国发现了甲骨文，有力地证明商代存在的真实性。那就把疑古的学者们所定的中国历史的上限公元前九世纪，一下子推前到了公元前十四世纪。有些疑古学者步步为营，说“那么，公元前十四世纪之前是伪造的”。其实，甲骨文中的不少材料还可以从商代推到夏代。

半山藏书楼的古代典籍和现代书刊被我反复地翻来翻去，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

那就是，在疑古思潮产生的更早一点时间，学术文化界还出现过“华夏文明外来说”。先是一些西方学者根据他们对人类文明渊源的强烈好奇，依据某些相似的细节，大胆地拉线搭桥，判断华夏文明来自于埃及、印度、土耳其、东南亚、巴比伦。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巴比伦，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所在地。

那地方，确实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很多古代文明都从那里找到了渊源，有的学者已经断言那是“人类文明唯一的起点”。那么，华夏文明为什么不是呢？

连中国一些很著名的学者，也被这种思潮裹卷，而且又从中国古籍中提供一些“证据”。例如蒋观云、刘师培、黄节、丁谦等等都是。当时的一份《　国粹学报　》，就发表过好几篇这样的文章。让我惊讶的是，大学问家章太炎也在他的《　序种姓篇　》中赞成了外来说。

设想都非常开放，理由都有点勉强，往往是从一些古代中外名词在读音上的某些相近，来作出大胆的推断。例如章太炎认为中国的“葛天”，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