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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铭记与忘却

人不能铭记一切，也不能忘却一切，要该记的记，该忘的忘。至于什么是该记的，什么是该忘的，则是一个复杂的命题。简而言之，只要是有利于我们进步的，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们都应该铭记；只要是无益于我们进步的，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们都不妨忘却。该忘的不忘，会使前进增添负担；该记的不记，我们就无法驱除蒙昧，走向文明。而实际的情况是，人的忘性要远远大于记性，尤其善于忘却那些本来能给我们带来丰富经验教训的坏的事情、坏的经历。这便是俗话说的“记吃不记打”。

今天的我们尤其健忘，不仅因为我们记性小，忘性大，还因为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中施放了致人健忘、麻木的有害气体。不但儿孙们难以追记爷爷时代的真相，就是一些爷爷，也无视史册扭曲，任凭往事如烟，甚至在行将就木的今天，还把大烟膏当作口香糖来咀嚼。

一个健忘的、不允许正常记忆的民族是可怕的，因为他随时有可能重复历史做出任何可怕的事情。

《烙刻在记忆中的影像》是一本有趣的书，也是一本修复、维护人们记忆的书。

说它有趣，是因为书中收录的这些图片，对于40岁以上的中国人是那样的熟悉亲切，又是那样的遥远依稀，我们手捧这“熟悉遥远”的影像，肯定会获得某种趣味的享受，就像夕阳下的老者路遇了青年时代的恋人。至于青年人，难道他们对爷爷们早年的情人和罗曼史就真的丝毫不感兴趣吗？何况在教科书上他们已经初识了其中的一些。

说它修复、维护记忆，是因为本书对“健忘症”会多少有一点缓解效果；对弥漫的致人健忘、麻木的气体会有一点抵御作用。活着的人读完还可把它放在书架上，等待着还未出生的人取下来继续阅读。

书名中的“烙刻”有被迫和自愿两层含义。这些影像自然已经深深地烙刻在了故人的记忆中；但我们希望它们继续烙刻在新人的记忆中。只是这新旧两种烙刻的本质意义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必须说明的是，因为淡化、回避了现代人的观点，使得本书不是一册厚重深刻的读物，它只是把这些堪称“中国现代史缩影”的照片罗列在这里，同时提供一些比较真实、鲜为人知的拍摄背景资料。至于这些照片所反映的历史和事件的更深层的真相和意义，只能有待后人来揭示了。扣击记忆的门扇，减缓不该忘却的忘却，留下思想的引子—我们目前只能做到这个程度。

作为编者，我首先要感谢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及相关人士对成书无私的帮助，尤其感谢作者巴义尔在工作之余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项“工程”。如果此书还能给读者带来一些阅读乐趣，如果它还有一点现实的、历史的价值，就让我们在回味、铭记这些影像的同时，也稍微留意一下拍摄这些照片的人吧—虽然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并不是什么知名人士，可能也不属于永久铭记的内容。此书得以面世，我们还要感激、铭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按照出版规定对本书的审查、把关。

理性地回顾历史，理性地审视现实，理性地思想未来。

因为不想让读者以过于轻松愉快的心情读这本书，所以就说了这些有点沉重的话，并代为序。

—编者 窦海军

《占领总统府》：一个王朝的终结（1）

占领一个当局的最高府第，就意味着这个当局的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占领了国民党总统蒋介石的老巢，无论此时的老蒋有何种理由，也无法和当年毛泽东离开延安时的战略转移相提并论了。毛泽东兴奋地写了那首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个时刻被电影记录了，也被照相机记录了。这张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照片是谁拍摄的？它是怎么拍的？是在占领当天拍的吗？

这是由当时的战地记者邹健东拍的。当时他是新华社华东野战军（三野）前线总分社八兵团分社的摄影记者。这个社刚成立就上前线了，负责人是李扬，摄影记者只有邹健东一个。据说在四个野战军里只有这里有专职摄影记者，提到这一点，邹老很得意。

那时候大军南下，已经是势如破竹了。我带着一台缴获来的莱卡相机，还有一盘从《华东画报》讨来的100英尺胶片。开始他们还不给，我说渡江是大事，必须给我！这是我拍照以来胶卷最“富有”的一次。要知道那时没钱买，有了钱还得去敌占区买，很困难。

一路上我拍了很多。像《我送亲人过大江》、《百万雄师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