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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有时挤得像过节时的火车厢。不冲锋的时候我就在坑道里拍，那时坑道里黑黑的，还没有闪光灯，只有镁光粉。用火柴一点就“扑”的一声，还有白烟，很呛。尽管这样，战士们还是很愿意照相。他们说，照吧，呛就呛点吧。开始我用B门，打开相机，然后点燃镁光粉。镁光粉也不多，我们就把美国人扔的没炸的那些照明弹捡回来，把其中的镁光粉倒出来，用军用电池连在照相机上，电池又连在镁光粉上，这里按快门，那里镁光粉就着了。这土办法挺好。

有一次我和那个搞摄影的一块走，半路上那位说要方便一下，我们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正在方便时，敌人的炮弹就铺天盖地的把我们刚才的路炸了个稀烂，我们庆幸自己命大。

我在朝鲜受了两次伤，一次是炮弹片打到眼睛旁边，还有一次是打到腿上。另一个宣传队的副队长乔松亭也和我一样被打到了眼睛旁边，他牺牲了。拍完了我就把底片交给了通讯员，由他交给军里，冲洗后由他们负责发稿。上甘岭战斗时我才19岁，许多战友很年轻就牺牲了。战士们经常在坑道里说，“活到20岁就够本了！”可见伤亡有多大！像黄继光那个连队，就打得剩了5个人。炮弹一来，一下子几个连队就没了。我能活着就不错了，幸存的老战友如今还经常联系，战场上的感情是最真挚可靠的。我们的师长今年去世了，他最后升为中将。

上甘岭的照片总共用了20多张，照片都在哪里发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发了不少。有一次我接到了700多元稿费，而那时我的工资才21元！后来这些底片在哪里我也不是十分清楚，有些可能在军事博物馆，有些可能在解放军画报社。朝鲜战争之后我们出版了一本画册，里面也用了我的不少照片。

今天看来，那个场面应该是能出很多好照片的。有一个战士叫王仕佑，他带着另外两个战士一直在坑道里、战壕里穿梭着打，先后消灭了几百个敌人！回来时浑身是土和血，什么也听不见—耳朵早被震聋了！那形象多感人啊，可惜我就没想起来拍，只拍了他在坑道里给祖国人民在写信的镜头。假如有现在这样的技术和观念，那我一定会拍很多照片的。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是“时代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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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胜利：《欢送志愿军回国》

反映抗美援朝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多年被选入课本，电影《上甘岭》更是家喻户晓。那些英雄人物、英雄故事及相关的艺术品之所以魅力出众，除了事件本身的吸引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作品可以在事后比较从容地创作，可以修改，可以发挥集体的力量。而摄影作品则不行，百分之一秒的瞬间，一切就基本上都已经决定了。这是新闻摄影有别于其他新闻形式、艺术形式的一大特点，是摄影独有的难度，与绘画、电影、电视相比，照片的独特魅力也由此而生。

吕厚民的作品《欢送志愿军回国》就是一幅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终结作品。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与一战二战的那些经典照片一样，成为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新闻摄影经典之作。由于朝鲜战争是二战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发起、旨在对抗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而应战的有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甚至还有一些苏联军人秘密参战。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取胜，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欢送志愿军回国》的热烈场面所传达的更深一层的信息，便是“我们胜利了”！

这张照片是1958年9月拍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批回国的队伍。当时是在朝鲜东部的咸兴北道沙里院，志愿军的队伍行走在刚刚修复的城市里，这已经是朝鲜战争停战后的第5个年头了。

我那年随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朝鲜，一天上午到了沙里院志愿军的驻地时，那里已经有很多朝鲜群众和人民军战士在和志愿军们握手拥抱，好多人都满面热泪，那场面实在感人。我也受感染，拍了不少，但总觉得没把那种气氛表现出来。当时人挤人，根本没工夫去考虑，到了跟前又太近，那时也没有广角头，后来我就想找个高处。突然一看，路边有辆吉普车，经过车主的同意，我就立刻跳到车盖上，可以说那是惟一的高角度了，正好能拍到欢呼的大场面。被抬起的是志愿军军官，下面都是朝鲜人民军战士。人们喊着：“中朝人民友谊万岁！打倒美帝国主义！”刚拍了几张，朝鲜人民军发现我了，于是把我当成目标了，也把我当成一个中国英雄抬了起来，欢呼着，我很激动，但却拍不成照片了！

队伍一直走着，高角度也没了，但我庆幸自己拍到了最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