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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底片的下落是个问题。在编辑《人民的悼念》这本画册时，底片都交了，后来新华社也复制了一部分底片给我们，现在我手里只有这张原底了，因为就这一张拍了3张。其他的不知去向了，有的也是几经辗转，磨损得很厉害。但我认为，就这个事件来讲，它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我也知足了。

“四月影会”连着举办了三次展览，每次都引起轰动。这批青年摄影家也渐渐成熟起来。后来这个团体改名为现代摄影沙龙，再后来又改为当代摄影学会。每次改名都更加理性，这些工作王立平都参与了。而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阶段，文化氛围越来越浓，王立平必须在他的本行—音乐上有所作为。事实上，这一时期也是他创作的旺盛时期。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流传甚广，结果一个音乐家的王立平频频出现在大众面前，而摄影家的王立平则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尽管这样，王立平的摄影情结并没有消失，至今他还没放下相机，屡屡以嘉宾的身份出现在摄影活动的现场，手里举着最新款的数码相机。我在他的抽屉里看到，起码有4台数码相机，家里的苹果电脑中存着他最近出国拍摄的大量照片。从中国电影乐团团长的岗位上退下后，王立平担任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而且是专职的，他还是全国人大常委，如今政务缠身。他还创建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保护了数以千计的音乐家的合法权益，如今，这个协会的收入以每年数千万元的速度增加，再次体现了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博大的胸怀。

见过王立平的人会发现，他很好相处，性格开朗，多么大的事情，他总是娓娓道来，充满智慧。总之，你会觉得，他和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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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鹏：端着相机的“四五英雄”（1）

如果说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期间还有一些人是出于凑热闹、发烧的角度在拍摄的话，那吴鹏、王立平、罗小韵、李晓斌等一批“摄影有识之士”就已经是明明白白地认识到了这个重大事件的含义，认识到了必须用相机来记录这个重大事件。他们将个人的安危搁到了一边，拍得了一批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照片。

吴鹏是个大“烟筒”，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而且只抽一半就掐了，让我这个不抽烟的看着好生浪费。他现在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展览部主任，坐在到处都堆着照片的办公室里，一向不爱说“这些事”的吴鹏渐渐打开了话匣子。

我有三次差点被抓进去。

1976年4月2日，有个便衣跟了我很长时间了，最后他抓住了我，要收相机并且让我跟他走，还在广场上当场审问我。我就不服，跟他顶。这时围上来好多人，大声说“不许带人”，“我们悼念总理怎么啦”？本来我在拍照，大家以为我是便衣呢，这下大家认为我是“自己人”，马上就对我好了，这一起哄，那个便衣也没辙了，只好走开。这一次是大家救了我。

4月3日晚，正好“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那首诗刚贴出来，大家都在那里朗诵和抄写。我也在拍，晚上9点多钟，突然一大批士兵和警察们把大家都围上了，当时只有十几个人，正好在纪念碑东南角，我们都动不了了。这时警察开始调来后开门的吉普车开始装人，一次装几个，我尽量往后褪（音tun），结果就成为第三轮被装的。这时纪念碑北侧又有情况了，有人在喊，从我们这边调兵。走了一拨儿又来了一拨儿新的，到该带走我时只有五六个人了，正好我面前站的是个新兵，我就急中生智，大声问：“这儿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那战士看了我一眼，问我是：“干什么的，你从哪儿来？”我说我找自行车呢。那你快出去吧！就这样我又逃了一次。

还有一次是在4月5日，就是被命名为“四五”的那个晚上。

那天晚上，我也在广场，突然有很多士兵和警察出现，并从大会堂、历史博物馆，还有南北两侧开始往广场中央收拢。大家都在跑，而且都是朝着南面稍微宽松的方向跑。我也跟着大家跑，就听见有人喊“抓人啦”，当时有个北京冰箱厂的工人（那是他自己告诉我的，因为那时大家都尽量避免问对方的名字和单位）建议往南跑，结果到了南边，南边也有人封锁，正好有一辆20路公共汽车路过，警察让车子赶快走，我们几个人就借着汽车的屏障跟着车跑出了广场，就听警察在后面喊“站住”，这会儿哪能站呢。我一口气跑到北京饭店才敢停脚，算是又漏网了一回。

后来市公安局里的照片我也看到了，总共有三大麻袋。那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