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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提供一些：

他在前线，站在不太深的战壕里，举着望远镜，身上穿着皮衣—那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来的。旁边就有用于伪装的树枝，但彭总不用，他不怕枪林弹雨。彭总的对面就是日本人，枪炮声都听得见，子弹从身边带着风呼啸而过，我在旁边拍照时也害怕，太危险了。他边看边说话，在指挥战斗。他的脚下就有卷好的电线，那是通讯兵专门给指挥员架的电话线。对面的战斗正在打着，作为八路军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员，彭总的担子不轻，那时他指挥着105个团在打日本鬼子，史称“百团大战”。

1940年，国际战局很不好，德国、意大利在欧洲战场上取得了令人瞠目的战果。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结成了军事同盟，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中国国民党在日本的强大压力下更加动摇。毛泽东说：我们应当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

为了粉碎日军对华北我军的全面进攻，打击其“牢笼政策”（日军宣称将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企图把各抗日根据地装在他们的“牢笼中”），从1940年8月开始，八路军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指挥下，向华北敌占区交通线和各据点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战役，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在长达三个半月的时间里，八路军共投入了105个团的兵力约20万人，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万多人、伪军5000多人，我军伤亡17000余人。（另一说是动用了40万人，毙伤日军万人。）总之，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浴血奋战。毛泽东和朱德远在延安，所以在前线指挥的最高指挥官就是彭德怀了。这一次的战斗原本是要以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为主的，也叫“交通破袭战”。胜利之后新华社要发消息，问副总参谋长左权怎么写，结果大家一商量，就叫“百团大战”吧。毛泽东听到消息后很高兴，发贺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后来有人批评这次战斗说暴露了我军的实力，减少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使日军集中兵力转而对付八路军，并开始批评彭德怀。

照片上的这一仗叫关家垴战役。彭德怀是总指挥，其他指挥者还有刘伯承（师长）、陈赓（旅长）等。时间是1940年10月20日。本来那个战壕是专门给彭总准备的，但他不用，这样暴露在战场应该是犯忌的，但彭总不管这些。

我那时刚从冀中过来，主要任务是拍战斗的场面。因为那时电影团拍的东西许多是后方的建设、生产、根据地的镜头，缺少前线的战斗场景。我那时年轻，胆子也大，就跟着上前线了。那时还经常派人穿便衣到敌占区买胶卷和相纸，那是很冒险的啊。我还曾经通过当地的“维持会”穿着便衣到敌占区拍纪录片。靠这种掩护，我们可以通行敌占区。到太行山区拍这些镜头是为了做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这是袁牧之的编导、冼星海的作曲。袁牧之给我的任务是拍一些战斗的场面。我拍了电影，也拍了照片，可惜的是这个画面拍得太少，只拍了两张。我用的是雷丁那135相机，只有标准头。那时候胶卷紧张，一个画面要想好了才敢按快门，所以那时的许多照片都是一张。照片是我回到延安后自己冲洗的，连放大机也没有，只印了个小样，彭德怀看了以后挺高兴。后来版画家彦涵根据这幅照片的画面作了木刻，在太行山地区流传很广。到了解放以后，彦涵把自己保存的最后一幅木刻作品捐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那些电影胶片后来袁牧之带到了苏联去冲洗，但是苏德战争爆发后，他们的电影厂都搬到了后方，那些胶片也不知去向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又派专人去找回了一些。这部纪录片到底也没搞出来，很是可惜，但部分胶片还是留了下来。我那时拍的很多胶片大都是这种情况，倒是这些照片都留了下来。后来新中国成立，有关部门又派人去找这批胶片，而且去了不止一次，但还是没找到。

现在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仍然是肯定的，只是彭德怀为人耿直，从不阿谀矫饰，治军严格，律己刻苦，也同时因态度生硬，不免得罪人，所以那时就挨了20多天的批判。后来他在“文革”中的惨境，使人想到那句古话“直如肠，死道旁；曲如钩，做诸侯”，这是后话。

杨绍明：聚焦伟人（1）

他拍摄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国家领导人，其中许多是独家照片，珍贵无比；他可以频频出入这些领导人的家，与他们合影；他在革命圣地延安和中南海里长大；他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大学；他的父亲是前国家主席###，他就是摄影家杨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