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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用“畅游长江”来抒发他的豪情斗志，晚年的邓小平则常说：“我能游泳，说明我身体还可以，我能打桥牌，说明我脑子还可以。”是呀！在伟人政治的时代，领袖的身体和大脑，无不关系着民族、国家的命运。所以，他们的健康不仅是自己的话题，还是全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的重要话题。

与这次在快艇上挥手仅隔一个月，便是毛主席更为著名的一次挥手—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百万红卫兵大军的挥手。这一挥的神力可谓史无前例，它令“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最终的结果是，神州大地犹如台风袭过，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这是后话。

一些研究“文革”的专著记载：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在头版头条登载了毛泽东横渡长江的报道和照片，当人们看到毛泽东在快艇上挥手检阅正在长江中游泳的人流的巨幅照片时，对73岁高龄的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信赖感。确实像报纸上宣传的那样，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向群众呼喊“人民万岁”！激励着群众更坚定地“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受这次毛泽东游长江的激励，很多地方都展开了渡江活动，因为“大风大浪”和“搏斗”与“革命行动”、“英勇气概”这类内容总是很协调，既然崇拜伟大领袖，那当然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了。

经理给总理照相

《周总理标准像》是中国照相馆经理姚经才在1956年拍摄的。此后这幅标准像被印刷了无数次，成为几十年来中国百姓家里与毛泽东像并列悬挂的领袖像。20年后周总理逝世，这张标准像再次成为众心所向。拍摄者姚经才也成为几十年来人们关注的对象。一张照片的生命力越强，它所揭示的道理就越深。现在回忆起这些事，姚先生的女儿姚佩心仍然很自豪。

我父亲14岁就在上海中国照相馆开始学徒，他没上过多少学，但他很聪明，悟性挺高。到了1956年中国照相馆从上海迁来时他已经是经理了，那时有很多公私合营的服务业，就是把过去的私营企业改造成公私合营，实际上是以公方说了算，我父亲就是中国照相馆的公方代表。同时迁来北京的还有上海的普蓝德洗衣店、造寸成衣店、四联理发店等。

他上班以后就基本没有节假日了。他虽然是经理，但是一直没停过照相，在店里总是忙忙碌碌的，也很少和家人沟通。据他回忆，给周总理照相是在1956年的12月的一个礼拜天。当时我父亲正在给一个军人照相，突然周总理带着秘书和警卫进来了。所有在座的顾客都没想到，一个堂堂的国家总理会不打招呼地来照相，像一个普通人不事张扬地就这么来了。正在要照相的那个军人站起来向总理敬了个礼说，总理好！两位在旁边的大学生也向总理问好，总理说你们好。我父亲说总理您先来吧。总理说按顺序来，你先给他照吧。等解放军和大学生都照完后，周总理才按顺序让我父亲给照。第一次给这样的大人物照，我父亲也很紧张，动作有点拘谨。周总理见状说你是第一次给我们照相吧，熟悉了就好。你们是专家，一定能照好的。我父亲听了这话，心里放松了一些。在助手的协助下，20分钟左右就拍完了。给总理拍了半身、全身总共16张。拍完后总理问我父亲，从上海迁来是否习惯，以后要更好地为首都人民服务，为国际友人服务。我父亲连忙说好。总理走出去时，大家都站起来鼓掌，总理向大家点头示意。那年我父亲33岁。

总理走了以后，我父亲赶快洗了出来，挑了几张送过去，那边回话说，总理要出访亚非拉国家，请再洗100张。中国照相馆赶快如数洗了送去，我父亲又另外洗了4张12寸的送给了总理，没想到，总理还派人把这4张的钱送了过来，真是公私分明！

那时候周总理只要是私事都是自己付钱，比如看电影就是自己买票，而且为了不打扰别人，往往是在灯暗了后再进去。到北京饭店理发也是自己掏钱，自己用车办私事比如去看老朋友或者亲属用车也要付钱。这些事，许多周总理身边的人们像秘书、警卫、护士等等在回忆总理时都谈到了。

后来听说我父亲又给刘少奇、朱德、贺龙、华国锋等领导人拍过，真是一种荣幸啊。当然，也给我们这些孩子们拍过，我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挺自豪的。而像领导人亲自来照相馆排队照相这种事现在想都不敢想。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新华社来中国照相馆急找底片。姚经理和同事们连夜赶制了许多8寸照片，到旁边的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分发给寒冷中哭泣等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