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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沙摄影展（大部分是伍的作品）在北京展出后，影响很大。还出版了《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摄影展览作品选》画册，各种展览图片大量地发往全国。1975年广州军区给伍振超记了一等功。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这些照片和赞美他的文章，更有6000多字的长篇评论，号召大家向伍振超同志学习，一下子把这个贫农出身的摄影干事捧到了顶峰。他于是变得很紧张，本性朴素的他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中间有个大人物左右了形势，一下子使局面复杂了起来。这个人就是江青。

为什么江青会与这事有关呢？很多人不明白，甚至把我的起伏与江青的提拔联系起来。这也难怪，毕竟多数人是不了解情况的。

早在1964年，闲来无事的江青就想到海南岛来玩，起因是摄影界的某个大人物建议她到海南岛，既有利于拍照片，又有利于休息。她到海南岛要拍照片，所以要求广州军区给找一个摄影好、政治上可靠、熟悉南方的人来陪她。就这样找到了我。我奉命陪了江青40多天。后来1970年她又来了，还是我陪的她。

《西沙民兵》：红光亮的代表作（2）

到了1974年，江青就想宣传吴先锋和西沙民兵这个典型，还从新华社拿了20多个胶卷，并让我去拍这些人物，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这些事。

西沙事件之后，伍振超到了海南军区政治部，名义上是新华社广州军区海南分社的记者，但人事关系还是军区的，最终职务也不过是团职记者。“四人帮”倒台后，伍与江青的干系还是无法摆脱，于是有人开始整他的材料，他被停职检查。有外调人员去调查他的事情，也有人准备再写6000字的批判文章，以对应那6000字的“吹捧”文章。他的档案材料上一度有这样的字样：“伍振超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大肆吹捧和投靠江青，为江青想当女皇大造反革命舆论，卖力地为江青效犬马之劳，干了许多坏事。骗取了一等功。”

广州军区要求新华社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新华社说我们对伍是了解的。就这样查了一段时间，结论是我没有参加“四人帮”的活动。到了1986年，所有的罪名都取消了，一等功也继续有效。6000字的批判文章也没写成。1982年时我就转业到了老家湖南，1982年—1991年退休前是湖南摄影家协会秘书长。

伍振超1930年生于湖南江华县，1951年参军，到了朝鲜后没下车就奉命回来，到了广州军区。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从西沙摄影展之后，他的作品陆续被多家报刊采用并获奖，在湖南摄协工作期间也屡获各种奖项。现在家里安度晚年。

吴先锋当了全国人大常委后在当地被任命为广东省团委副书记，后来又是海南八所港务局党委书记。吴先锋后来找到了可心的姑娘，在三亚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后来据说又转到南京工作。以后伍振超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时光就像海水，淘尽了许多东西，留下的是最坚硬的石头和最柔软的记忆。

长城第一照

如今的长城照片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但所有照片的知名度加在一起，似乎也超不过这一张。

联合国总部大楼大厅里挂着的高5米、宽10米的巨幅壁毯，上面的长城图案，就是按这张照片的画面制作的。它峰峦叠嶂，山色多变，曲折萦回，气势磅礴，已经成为象征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国际符号了。

这幅照片从1962年诞生至今，已经在画册、报纸、杂志、明信片、织绣品、日用品、纪念品等无数种载体上无数次出现过。从传播的角度讲，《巍巍长城》绝对称得上是“长城第一照”。如果按今天的稿酬标准，这一张照片就足以让作者成为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

这幅照片的作者是《人民画报》社的著名摄影家何世尧。1962年的秋天，在何世尧的老师、著名摄影家敖恩洪的带领下，一行人马乘车来到了八达岭长城脚下。那时的长城没有这么多游人，没有这么多汽车，也没有这么多大煞景色的建筑，整个八达岭也只有几处稍加修缮后对外开放，长城显得自自然然、干干净净。到了长城上，大家分头去寻找自己的拍摄角度，都想拍出不俗之作。何世尧早就发现，已有的长城照片，多是站在长城上拍长城，尤其是早晚光线下的长城照片为数不多。这也难怪，别说那个年代的生活水平、拍摄条件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