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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来电要他速速归队，秦孝川因母病未愈不忍离去，且假期未满，因而拖延了几日。秦孝川回到部队后，愤怒的团政委当日便把通知他转业的命令丢给了他。

秦孝川对组织上要他离开部队的决定并未感到震惊或恐慌，他不仅早有预感，而且早有筹划。那时部队正强调正规化建设，各级军官必须有相应的学历，秦孝川明白凭自己的文化水平再呆在部队里也很难有什么前途了。他痛痛快快地接受了组织上的决定，并通过自己的一个老乡兼战友在这个城市联系到了接收单位。那时本市正处于初建时期，需要各方面的人材，秦孝川凭其在部队中的经历被安排在公安部门工作，确也属才尽其用了。当黄风岭派出所建立时，秦孝川便被派来当了副所长。

几年来，所长换了好几任，干警换了几茬，秦孝川仍然当着他的副所长，不升不降，倒也落得个稳稳当当，成了派出所内的“元老”。秦孝川在仕途上徘徊不前，除去学历的因素外，还因为他脾气暴躁爱得罪人，作风散漫常犯些小错误。譬如，秦孝川最早本来是主管治安工作的副所长，一天晚上他抓捕一个入室盗窃犯后，那家伙在人赃具获的情况下仍百般抵赖，并口出狂言，把自己装扮得如地下工作者般大义凛然，气得秦孝川借着酒性把他毒打了一顿，但没想到下手太重竟给活活打死了。这事无法向死者的家属交代，传播出去影响也太坏，所长出于无奈，找几个人作了个该人系自杀身亡的假证，对外把事情搪塞过去了。在公安局内部处理这一事件时，所长自己承担了主要责任并引咎辞职，秦孝川也受了处分，他的分工也被改为主管“扫黄、查赌、缉毒”等工作了。

秦孝川对上级给他的处分心服口服，但对于让他改换工作却老大不乐意。秦孝川生性好斗，喜欢激烈刺激的工作，他的理想工作是到市局或分局搞刑侦，在所里搞治安他已有几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委屈感，若是连这些“小打小闹”的工作也不让他做他便的确有些想不通了。同许多他这个年龄的人一样，在金钱与荣誉面前，秦孝川更看重荣誉。所以当有人开导他说搞“扫黄”工作对个人经济上有好处时，秦孝川嗤之以鼻。他希望得到的是在打击严重刑事犯的惨烈斗争中一展拳脚，建功立业，看到别人连破大案，屡受表彰，秦孝川羡慕得心痒手也痒，时刻都梦想着自己也有个大展宏图的机会。秦孝川对于让他改换工作闹了好几天情绪，但上级的命令是让他先把工作抓起来，在工作中慢慢提高认识，秦孝川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只好带着情绪走马上任了。

对于这“扫黄”工作，秦孝川还的确有过一个不断“提高认识”的过程。最初时，秦孝川说是疾“黄”如仇，认为这颗社会的毒瘤非得狠狠地割除不可。那时他口袋里没有几个钱，也不大会耍弄权钱交易的手段。当他看到从五湖四海来的那些人不人鬼不鬼的丑八怪甩出几张臭钱便可有成群的妙龄女孩供其玩耍，看到那些不劳而食的妖艳女人靠兜售爹妈给的肉体便可有大把大把的钞票进帐的时候，秦孝川在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的同时，更有一腔怒火在胸中燃烧。

秦孝川此时“扫黄”极为卖力，白天“踩点”，夜里“掏窝”，五天一个小“突袭”，十天一次大“围剿”，把个管片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更令人拍手称绝的是，有一次他指挥手下干警在大街上展开“拉网战役”，凡是看上去年龄在二十岁左右三十岁上下没有本地居民身份证不算十分难看的女子，统统抓起来送到医院检查，只要是处女膜破裂的一律按卖淫嫌疑犯处置。秦孝川的这次行动受到了上级领导的严厉批评，但并没有变更他的工作，因为就他的性格而言，上级领导也实在找不到什么更适合他做的工作了。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秦孝川在“扫黄”工作中同各种各样的男男女女接触多了，对这一工作的认识慢慢发生了变化。他不再觉得“扫黄”工作有多么重要，他甚至觉得这几乎是扰民伤财的小题大做。他在私下里同朋友说，“卖淫”这种现象其实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如能适当地加以管理和引导，不仅不会毒害社会，还能对本地的经济繁荣起到促进作用。俗话说“截流不如疏导”，这种治理水害的方法用来治理“黄害”肯定也同样是适用的。有了这种认识，秦孝川对他的工作开始消极起来，如果不是上级布置厂任务来，他很少主动再去过问这方面的事。有时在巡查时碰到怀疑是进行不正当性交易的男女，他大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饶人处且饶人了。如果手下人抓回来证据确凿的妓女嫖客交他处理，秦孝川一般也是罚款了事，很少再对当事人做进一步深究。

这样过了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