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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彬想找机会亲自靠近这个人，跟踪他几天，如条件适当便与他直接交一次锋，以便尽可能多掌握些第一手资料。但当何彬让人联系他时，却被告知他离开香港外出了，去了什么地方没人知道，何时回来说不清楚，但估计一两天至多三五日之内就应该回来了。何彬耐着性子等了几天，实在闲得难受时便到桑拿浴去消磨时间。

香港的桑拿浴委实不少，规模各异，档次有别，但有几点是相同的：一是硬件设备全都非常讲究，豪华而实用，卫生且安全，使用起来十分舒适；二是服务极其周到，凡是客人需要的，早有人为你想到了，真让人有种“心想事成”的感觉。何彬觉得这两点是国内大多数桑拿浴所比不了的。但是这第三点却使何彬觉得有些失望：这里几乎见不到什么桑拿小姐，在各个桑拿浴里提供按摩服务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桑拿“大姐”。这些三四十岁的女人不管怎样梳妆打扮，但毕竟已青春不再，职业性的笑脸上深深隐藏着欢场女郎的薄情与无奈，无论如何也难与内地桑拿浴里那些火辣辣的青春少女相比。这些桑拿“大姐”技术娴熟，手法高超，工作起来也是尽心尽力，如果你闭上眼睛堵上耳朵捏紧鼻子任凭她们在你身上摆弄，你也会有舒适兴奋的感觉。但一旦你睁开眼睛看到一张灰蒙蒙没有青春光彩的面容和一双干巴巴缺少脂肪垫衬的双手，你的雅兴便可立时荡然无存。如果恰巧你又有出色的耐力，那就可能任凭她折腾半天你也无法达到解脱的境界，搞得双方全都疲惫不堪。何彬去了两次之后便再也提不起兴趣了。

这姓林的家伙好像故意同何彬作对，不管何彬等得如何心急火燎就是不见他回来。没有办法，何彬只得暂时放弃了与林宝强当面交锋的打算。

回来后，何彬立即将本次出差的情况向上级领导做了详细的汇报，接下来几位领导又开会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得出的结论是在境内外加强对林宝强的监视，但暂时不会对他以及这个调查公司的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九七”香港回归近在眼前，上边的政策是要尽可能善待港人，争取民心，保持局势的稳定。所以，近一段时期一些香港人在内地违法犯罪，有关部门都是能不抓的就不抓，抓了的也是很快就放，尽可能不予治罪，实在需要治罪的便重罪轻治，判了好几年徒刑的也可以通过什么“驱逐出境”之类的方式当即放人。这样做的结果，香港人的人心或许是争取了一些，但内地的百姓意见很大，觉得这种同法不同罪、同罪不同罚的做法实在不合情理。照这样下去，谁能保证将来某个公园门口不会竖起来一块“本地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但老百姓有意见发牢骚那是老百姓的事，上边的政策还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的。

几位领导定下了行动方案，向何彬交代了下一步的任务，便让何彬回家休息了。何彬回到家里同自己五岁的宝贝儿子亲热了一番，喝了碗太太为他坚的鸡丝银耳汤，再冲过凉后便已近午夜了。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何彬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姚纲打电话，他对这位老同学的情绪始终有些放心不下。

何彬先往姚纲的办公室打电话，此时差不多已到了上班的时间，而姚纲几乎每天都是提前半小时就到办公室里了。办公室的电话没有人接，显然姚纲和他的秘书都还没有进门。何彬又往姚纲的住处打电话，电话玲响了足有两分钟，睡得再沉的人也会被吵醒了，但最终还是没有人接。

何彬找出笔记本查到了姚纲的手提电话号码。他平时极少拨打这个号码，因为姚纲几乎从来就不开机。姚纲说他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家里，身边都有电话，开着手提电话白费电；而如果他不在这两个地方，那很可能是他不便于接电话的时候，所以也没有必要开着手提电话。何彬到处找不到姚纲只好试打一下他的手提电话，心里并没抱太大的希望。出乎何彬意料的是，姚纲的手提电话一拨就通了。

电话是拨通了，但响了好长时间却没有人接听。何彬心里又急又气，耐着性子等下去，就是不肯把电话挂断。终于电话那头有人答话了，但却不是电话的主人，而是一个气哼哼的陌生的声音：“喂，找谁？”

“你是谁？”何彬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姚纲的手提电话怎么跑到陌生人手里去了？

“我问你找谁？”对方粗鲁得像刚从深山老林里跑出来的受保护的野生动物。

“谁的电话我找谁！你是谁？我问你是谁！”何彬的语气十分严厉。

“派出所。”

“哪个派出所？”

“黄风岭。”

“黄风岭派出所？姚总的电话怎么在你们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