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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而不赤裸裸地诉诸武力，他准备做到公正的最大限度，甚至还可能有所超越，以表示他力图满足他们的要求的诚意。然而侵略者和西欧国家之间在国联范围之外举行圆桌谈判，就事论事，虽则显然有其价值，但这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是不能通过给欧洲政治家们的一次会议贴上个非日内瓦的标签，便能烟消云散的。英法在会议桌上将与之对抗的仍然是同一帮咄咄逼人的敌手，在没有希望获得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无论如何是打不出几张硬牌的。

国联已告失败的原因是，没有足够的武力来作为实施盟约的后盾；即或有之，也没有足够的决心去使用它。铁一般的事实证明，用经营银行业的原则来实施集体安全制度是行不通的。在银行业务中，负债超过资产可以有一个安全的差额，那是正常的，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可以预计债权人不会都在同时提出偿付要求。国联之所以不起作用，是因为没有人把它的义务全部承担起来；如果说，由于张伯伦的远见卓识，才看出了国联存在这个弱点，那末，他就更没有理由闭眼不看同样的原则必然更加要支配一场没有掩饰的实力政治游戏这一事实。前日内瓦时代耍旧外交的人从不允许他们自己——或彼此——忘记（把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倒过来说）“外交是另一种方式的战争行为”，他们进行会谈时心中总是明白，作为最后一着，决定的因素不是公正或道理，甚至也不是和平的从业人员要做成一笔交易的共同愿望，而是军备——其中最强有力的（至少在发明原子弹以前）是强国枪炮的结盟。

对张伯伦政策的中肯的批评不是他为现实政治而牺牲了他人的理想，而是他为他自己的理想而牺牲了现实政治。尽管到1939年3月15日为止，张伯伦政策的反对者可能还未能证实他们的看法，即希特勒的目的是不折不扣地企图统治全世界，但在张伯伦方面，也同样不能证明他本人的相反信念，即希特勒只抱着有限的目的，可以通过和平协商予以满足，而又不会对第三方面公然招致不公正（希特勒可能对英国本身抱有居心叵测的阴谋，首相在1939年3月15日以前也许根本就见不及此，看来他1939年3月17日讲话的某几段已表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一个有气派的国家里，一位前日内瓦时代的政治家也会认为他有责任接受在军事实力方面进行竞赛的挑战，而这种挑战是在两大战之间的时期里，这三个侵略国家长期来一直在向它们的爱好和平的对手提出的。但是张伯伦不敢面对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际角逐场上，是不能用止痛的方式去应付竞赛的。他把脑袋埋进沙子里，迟迟不在自己方面重整军备，而让希特勒在没有遭到任何反对的情况下攻占一个又一个阵地——时而奥地利，时而苏台德区——这些也许不过是本该属于德国的合法土地，但也很可能同样是对征服欧洲和世界的一次进军的决定性战略要地。

事实表明，张伯伦虽未失去一位理想主义者的荣誉，但作为一位现实政治家则是站不住脚的，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他的拥护者却仍然企图（也许有欠明智）为他的现实政治家资格辩护，说是他的政策为英国赢得了足以重整军备所需要的时间，从而避免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时被击败。但事实上似乎并未赢得时间，因为英国的重整军备姗姗来迟，当它终于以涓涓细流开始的时候，德国重整军备的洪流已经滚滚而来，从未稍有节制，以便让英国的小溪慢慢涨满，从而缩小两者间的悬殊差距。总之，如果这便是张伯伦政策的主要动机，那他就该受到严厉谴责，因为他没有向他的国人发出家已处在危急之中的警告，没有在联合王国国内政治中把重整军备作为一个信任问题提出来，没有在希特勒玩火的早期尚易扑灭的时候及时制止他，尤其是张伯伦不愿意——直到1940年6月以法国战败而告终的“假战争”结束时他还不愿意——“全力以赴”地进行军备竞赛。希特勒在幕尼黑以后对英国有节制地开始重整军备所显示的愤怒之情，已溢于言表，这说明了英国如果在早些时候以重新武装反击德国的重新武装，就有可能在1939年3月以前的某个时候激起希特勒摘下他的假面具。其时，希特勒虽已毫无阻拦地接连占领了若干战略据点，但还不曾据有象他后来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所取得的那种支配地位。如果有人回答说，希特勒就会在那时那地立即以进攻英国作为报复，那末对这种回答的反驳是：力量对比在许多阶段仍然有利于西欧国家一方，但不可能有任何阶段英国会发现自己在同纳粹德国作战中处于较之1940年更不利的地位。

然而，对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