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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立法机关旨在谋求代表性，但绝非是民主性。在这样一个成分复杂、人口流动不定的国家怎样去实施公民权确是一个大问题。在政府办的学校或政府补助的学校里教的是官方语言，即英语，那里学费便宜；马来诸邦中教马来语的初等教育一律免费；较大的橡胶种植园实施泰米尔语教育，也是免费的；华人办的教育是在华文学校里教授国语，也由政府拨款补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很重视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则有设在新加坡的莱佛尔学院和国王爱德华七世医学院。

马来亚的惊人繁荣在1930…1932年贸易萧条期间遭受了挫折；把所有的鸡蛋都装在—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两筐）里的不妥当变得显而易见。除了锡和橡胶，马来亚的重要产品只有椰干和凤梨。早先也曾想限制橡胶的产量，但并没有完全成功，英国企业总结了过去的教训，这时便同荷兰人和法国人接近，经过长期磋商以后，国际橡胶管理协定终于在1934年6月生效。这一计划成功地限制了生产国的输出量，并借助于贸易的普遍回升，提高了橡胶价格，使经营得法的种植园嫌到了可观的利润。同样，锡工业也得到了国际锡业委员会的保护，通过建立缓冲储存和其他办法，该委员会能使锡的价格稳定在每吨二百到二百三十英镑之间。

海峡殖民地的贸易是建立在进出口贸易完全自由的原则上的。但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突如其来地加剧了向英国及其他国家的竞争，特别是在纺织品方面竞争更烈，由此而造成的局面使海峡殖民地不得不为英国贸易的利益修改这一政策。显然，如果不对日本的输入加以限制的话，那么要不了多长时间，日本就会实际垄断马来亚的贸易市场。荷属东印度也出现了同样情况。日本人之所以能够把他们的竞争者抛在后面，乃是由于日元对马来亚和荷兰货币的贬值，又由于日本工厂工资低以及有效率的管理和新式的设备。日本人拒绝接受任何合理的妥协，于是殖民国家所面临的只能是保护自己的贸易，否则便是实际上被逐出市场，而那里的繁荣多半确是它们造成的。自从1932年以来，马来亚享有适度的帝国优惠，但优惠程度不够大，对日本的竞争起不了明显的作用。

然而由于兰开夏的利益并不直接等于新加坡商人的利益，纺织品（限额）条例在立法机关里遭到了非官方议员的强烈反对，不得不于1934年利用官方议员的投票才得通过。根据这一条例，日本输入马来亚的纺织品进口额被限制在1927年到1931年的平均水平，不得超过这个水平。实行这一条例的结果是，日本在输入马来亚的纺织品进口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由1933年的百分之六十八点一下降到1938年的百分之十八点六，联合王国则由1933年的十七点七上升到1938年的百分之四十点五二。

对于一个购买力很低的社会来说，日本货无疑很受欢迎，限制日货进口也许满有理由被认为是一件令人不满的事。然而华人都在抵制日货，马来人和印度人对此问题则保持缄默。

1935年输入马来亚的制成品总值为二亿四千七百万马元，其中从联合王国输入的占百分之二十九点七，从其他英帝国国家输入的占百分之十三点六，从日本输入的只占百分之三点六。

在战前时期，日本铁的进口总额中有三分之一来自马来亚。日本人在丁加奴和柔佛设有铁矿。1937年马来亚出口铁矿石一百一十六万六千三百吨，1938年出口一百五十八万零九百吨，几乎全部输往日木。在丁加奴邦，从这些矿出产的铁矿石课取的税收占其公共工程和社会服务支出总额的三分之二。日本人还经营铝土矿和一个低品位的锰矿。

1938年的马来亚日本侨民社区很小（不到七千人），一点也不突出。日侨大多数是经纪人——商人、店主、小客栈老板、摄影师、理发师、男按摩师、女按摩师——但也有一些渔民。他们彬彬有礼、循规守法，虽然仔细研究过他们的人往往会发现他们的神态颇有可疑之处，还有一种并非罕见的几乎不加掩饰的傲慢气概。警方十分清楚，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从事间谍活动的。

马来亚的防务被看作首先是联合王国政府的责任，马来亚的职责主要是在费用方面作出财政贡献。1921年英帝国会议就已批准了在新加坡建设海军基地的决定。1923年开始兴建，但在拉姆赛·麦克唐纳第一届政府期间停下来了；1925年又继续兴建。1929年在第二届工党政府执政时又曾一度停建，基地实际上是在1938年才竣工，花费了大约二千万英镑。正式启用是在1939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