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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此岌岌可危的处境中，还发现自己没有盟国，因为危及它生存的日本威胁到来时正值它处在两个世界之间，而它又成为其中最不幸的。

中国在自己的历史上曾经自成为一个世界，其邻邦都是顺从的纳贡国和驯服的夷族，谁也不敢同它争锋，但自英国的武器突然一下子结束了这一页历史以来，迄1939年为止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从1839…1842年中英战争以后，中国从长期的政治隔离状态中被拖了出来，并被迫进入了其触须遍及全球各地的西方社会的国际角逐场。中国已不再是运转自如的宇宙之毂了，它这时发现自己是在一批民族国家的落后群中，相互的关系是“以实玛利”式的，在这种陌生而又乱糟糟的生存竞争中，它也就逃不了一般弱者和无经验者通常会遇到的那种痛苦命运了。

在西方历史的较早篇章中，一个处于象中国那种地位的国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避免其没有国防的危险；这多少是由于在政治和军事上力量较强的国家自发进行着势力的平衡。十九世纪中，土耳其帝国就曾靠着更强国家的武力所起的此种作用才得避免被瓜分，凭它自己的行动是怎样也抵抗不住人家的。当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在国际事务日程表上的下一件大事一时看来似乎是要瓜分中国了，而强国的均势确实又在这次拯救了中国，使它在政治上免于被消灭。俄国、德国和法国在1894年曾通力合作去阻止日本摘取中日之战的胜利果实，英国在1898年则制止了俄国加害于中国的蚕食，因为俄国要向中国租借一块在威海卫的海军基地，该处正面对当时俄国才获得的旅顺港。中国就这样渡过了一场危机，其代价却是听凭当时强国之中的保护者和进犯者各自在自己的广大国土上啃去一块。按照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由美国斡旋而达成的和平解决协议，除俄国和日本的铁路沿线地区以外，管理满洲的权力已归还给中国。但在1914年打开的国际史的新篇章中，中国再也得不到它前此二十年从势力均衡中所得到的那种即使是最低限度的保护了。

欧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舞台，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全神贯注于大战，这就给日本一个加害于中国的新的侵略机会。贝尔福和休斯的灵巧的外交手腕也没有能在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把日本抓住时机所攫取的成果全部榨尽。此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也曾想以国际联盟的组织形式，在法律上取代势力均衡，但当日本于1931年再度进攻中国时，终于证实这一企图既未能保护中国，也无法为它蒙受的损害提供补偿。于是，时至1937年，当时日本的侵略范围已从满洲扩大到整个中国，它有着比七年前强硬得多的理由想放手大干一场了。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之所以自信的一个理由，即日本在1930…1933年击败了国联其他成员因而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第二个理由是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终于在德国上台了，这就把英国、法国和苏联的注意力再从远东转向了欧洲。第三个理由是美国的公众感情对美国的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后悔不已，此种情绪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是相当普遍的。这对日本说来乃是天赐良机，因为只要这种情绪长此存在，就有希望约束强大的美国，使它不采取援华反日的有效行动，而这个强国又正是中国的朋友，而且，这时并没有因卷入欧洲的任何纠纷而动弹不得。

在此种国际形势下，就得看中国是否能够争取到时间来拯救它自己，看来即便赢得时间，也不能指望它会有任何盟友了。如果让中国和日本自己在这场冲突中去一决雌雄，那么两者之中又是谁能坚持得更久呢？在这个问题上，决定因素或许在于中国保持统一战线的成败。中国上一回的屈服于入侵者，征服者之所以取胜，可能一半是由于中国敌手的威力，一半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分裂。十七世纪时，一次汉人反抗明王朝的起义给满人提供了第一次可乘之机，而给满人提供第二次决定性机会的，则是一位驻守战略要地的中国将军不愿归顺北京的汉人篡位者而作出了为满人入关敞开大门的决定。还有，在1917…1918年，正当西方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至少有一个地位不稳定而又思想反动的中国军政派系竟愿意出卖中国民族利益以换取日本的财政援助。可怕的外敌当前时的此种不团结，已在1644年证明是对中国的致命打击，在1918年又证明对中国是不幸的，在1939年将再一次危害中国的前程。在当前的情况下，问题本身将不外乎以两种疑问方式的出现：国共抗日“统一战线”不会破裂吗？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