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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温和主义者”准备同仍然在不同程度上监护着他们国家的英国人或法国人作出策略上的妥协，而“极端主义者”则只接受完全的和即刻的独立，这两者之间的分歧从上层少数派的“拥护者”一直扩大到下面较低级的中产阶级知识份子阶层的“追随者”。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迅速发达，部分是由于中东向往于被纳入的形形色色的西方文明轨道而产生的实际需要，但也还有第二位的原因，即出于提高国家威望和效法先进的考虑。但对于如何将青年的学习同一些向他们开放的在经济和社会上可以做的事情相联系，却不够注意；结果是——在埃及尤其是如此——劳动力市场上充斥着大批过剩的年轻“阿凡提”，这些人无一技之长，什么商业或高级职业都干不了，回头去干他们父亲干的那种比较平凡的活儿吧，又因受过一些教育而显得不相称。在巴勒斯坦，英国向犹太复国主义所作的承诺使阿拉伯上层少数派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那位民族领袖（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哈吉·穆罕默德·阿明·侯赛尼）对这一阶层几乎具有无上影响。然而在中东的其他国家，上层少数派已从暂时默认问英法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为代价而赢得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权力。当英法豢养的宠儿们感恩戴德地继续其同主子的寄生关系时，另一些被摈弃在此种恩泽之外或坚持政治原则而不愿同“帝国主义”妥协的人，便脱离他们而转入颠覆性的半地下组织（部分是由于这些人被取消了按宪法应有的发表意见的权利，部分则由于这些人生来爱施阴谋诡计），并集结于某个领袖的周围，在这些支持者看来，这位领袖是令人感动的，而在批评他的人看来，他只是一个狂热者。

就德意两国政府而言，它们在充分利用中东极端主义运动方面的行动绝不缓慢，它们气味相投，是由于它们都同样反对英法，都同样崇拜“一个领袖”的原则。某些阿拉伯极端主义领袖曾在德国受过部分教育，巴尔杜尔·冯·席拉赫1937年的中东之行可以使一个受到他庇护的地方领袖身价百倍；据说，轴心国的津贴给寒伧的团体布置了漂亮的俱乐部会客室，就这样为无所归属的青年提供了参加这些团体的物质上的动机。

对极端主义青年运动的此种鼓励，只是自1935年以来德意在中东所发动的反对英法的政治攻势的一个方面，或许还是一个较小的方面。广泛和耗资巨大的宣传是通过接受津贴的通讯社、广播、电影和教育机构进行的。随着沙赫特的1936年访问之后，德国在发展互惠贸易方面所作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它往往以高于世界市场颇多的价格购买农产品，然后以德国军械和工业品作为交换。到了1937年，这两大强国集团已在为控制中东而进行着一场政治和经济斗争，即使是那些最迫切希望自己的领域不受欧洲势力干扰的穆斯林统治者，也不能漠不关心地超然于局外了。沙特阿拉伯国王和也门的伊玛目都派代表参加了1939年初召开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伦敦圆桌会议；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早在1933年便同美国石油界订立了开发其东海岸油田的契约，孤傲得多的伊玛目叶海亚则同英国、意大利、苏联和日本等迥不相同的国家都订了各种条约。

强国活动的增强促使中东国家采取的第一个步骤便是试图在它们自身之间结成一个共同阵线，以免逐个地成为它们所不能左右的敌对政策的毫无希望的牺牲品。奥斯曼帝国瓦解后在接着成立的各国间留下了许多没有解决的争端，要不是英国施加影响从中斡旋，这些争端是会导致许多次小型战争的。土耳其共和国同伊拉克有着边界争端，而且就在不久之前强行调整了它同叙利亚的边界。波斯一直都在为同土耳其和伊拉克的边界争吵。沙特阿拉伯事实上一直在同它的邻国也门打仗，而伊本·沙特同外约旦的埃米尔·阿卜杜拉又有着二十年之久的王位之争和边界争端，后者现在是哈希米家族的首脑，这一家族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