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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的。但以色列则声称：如允许它占有加沙地带，以色列准备把该地带现有阿拉伯人口，包括原有居民和难民一并作为以色列的公民来加以接受，但在以色列领土上安顿难民一事，则必须以有国际援助为条件。如加沙地带不能割给以色列，则其代表团对政府所能收容难民的数目就无从提出建议。在美国施加一些不太大的压力之后，以色列代表团于7月28日在表面上作了让步，表示可以在联合讨论总的和平解决方案的议程中，把难民问题放在首位，8月3日，以色列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它准备让十万名难民重返家园，但条件是它有权把难民的定居问题重新加以安排，使其得以在以色列经济发展总计划中有其应有的地位，而不致被利用为反对以色列的第五纵队。调解委员会认为该建议不能令人满意，阿拉伯各国也反对把重新安排难民定居问题屈从于以色列经济上和战略上的便利。阿拉伯各国继续要求以1947年11月的分治计划为基础来讨论边界问题，虽然该分治计划最初通过时却曾遭到它们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情况象1939年5月英国白皮书公布时遭到它们那么强烈的谴责的情形一样，而自1945年以来、当该白皮书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被束之高阁并积满灰尘时，厕拉伯人却又把它捧了出来当作其政治权利的守护神而乞求它的保佑了。8月23日，调解委员会决定设立一个经济代表团作为其附属机构，由美国（戈登·R·克拉普）任主席，英、法和土耳其为成员。它的任务是考察受巴勒斯坦故争影响的那些国家的经济情况，提供有关难民遣返、重新定居、经济和社会复兴方面的建议，以便于最短期间，在自给的基础上，把各该建议贯彻到各区经济生活里去，并使其得以促进有利于维持和平和安宁的经济条件。经济代表团还提供了许多“试验性的示范”计划，使难民立即有工作可做，并为执行这些计划的人员提供有用的经验。自1950年1月1日开始为期十八个月的这项计划，估计费用是三千五百万美元（其中约有六百万美元由当地政府以实物提供），再加上对符合条件的难民的直接救济费用一千九百万美元—据估计，其合于法律规定的人数为六十五万二千人，虽然民间救济机构（其工作由联合国救济巴勒斯坦难民机构加以协调，拥有基金三千二百万美元，由三十三个国家的政府捐献）目前分配的配给食品已达九十四万份。

（四）耶路撒冷的僵局，1949年

调解委员会成立时，联合国大会指示该委员会根据上一年的建议，草拟详细提案，以便为耶路撤冷地区订立一项永久性国际管理制度，保证彼此大不相同的每一民族集团都享有与这一特别国际管理制度不相抵触的最大地方自治权。

1948年12月此项决议通过时，以色列和约旦两方军队已同意沿一条将那路撒冷城划分为不相等的两部分的停火线停火，以色列占领较大的西部，而较小的东部（包括大部分圣所的整个旧城）则为约旦所占领，调解委员会于1949年9月1日建议承认犹太区和阿拉305伯区（两区间的分界线日后再定），各区“目前人口的均衡”不得因移民迁入各该区而改变；除保留给国际管理机构处理的事项外、各区地方当局对各该区居民有完全管理权。国际管理机构包括：

（1）中立的专员一名，由联合国委派，保证圣所的防护及自由出入，监督耶路撒冷地区的永久复员和中立状态，保障居民个人及集体的应有权利；

（2）一个十四人组成的委员会，由两区负责当局各派五名，再由专员从每区不同的少数民族集团中各指派二名。委员会调整及处理有关两区利益的主要公共事业，井向各区地方负责当局提出有关促进耶路撒冷地区经济发展及其与世界各地贸易的一般措施的建议；

（3）一个混合法庭，审理当事人不是同住一区居民的案件；还有一个国际法庭，审理专员职权以内或牵涉到两个区的负责当局与专员之间的案件，并复审混合法庭的判决。

一个颇有地位的权威人士说：有些似色列的重要领袖认为：耶路撒冷在战略上的脆弱性及其国际化的经济利益，较之其在历史上及宗教上的吸引力更为重要。这些“现实主义者”，如果有胆量的话，就会赞成一个折衷方案，或者无论如何总比本一古里安及其内阁的态度较为缓和些。可是他们并没有人敢站出来讲话，因为当时以色列的舆论干脆坚决反对这个新城的任何形式的国际化。调解委员会的建议公布不到一星期，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沙雷特，原名为谢尔托克）就抨击他们的建议“不合时宜和不妥当”，他拒绝在委员会内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有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