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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举世公认的著名外交家周恩来来说，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更是他整个外交生涯中的一次“切肤之痛”。也正由于此，我们的总理才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独具的博大胸襟、气度和坦诚，来直接、恰当、稳妥地处理这一外交事件的一系列善后工作。

1971年春，经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外交部具体负责的英驻华代办处修复工程竣工，英代办处机构及工作人员等迁入新居。对此，周恩来曾指示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在一次招待会上向英代办当面表示：1967年火烧代办处是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现在，我们给你们修复了，你们迁入新居，让我们举杯庆贺。但是，当时这位同志却因招待会上有许多外国使节在场，不好开口说这番话。回来后，周总理批评他说：你本人也是当时极左思潮的受害者嘛，这些话你为什么不说？当着其他国家的大使说有什么要紧？而且还应该大声说！毛主席几次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讲话你们都学了，学而不用，不去实践，这就叫极左思潮的影响嘛！我们在外交关系上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是平等的。人家来到我国，我们用压的办法是不对的。英方在香港迫害我们的同胞，那是它不对，但不能因此而烧它的代办处。你搞他，他可以报复，那只能破坏外交关系，甚至断交。那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的路线。……总理的亲切教诲，使这位同志深受感动和启发。之后，周恩来身体力行，亲自召见了英国代办，向他讲了上述意思，英代办当场表示理解和感谢。

就在这一年，英国政府向我表示愿意撤销英在台湾淡水领事馆，并希望就中英两国外交关系升格问题进行谈判。1972年3月，鉴于英方接受我方建交条件，两国终于达成由代办处升格为大使馆的协议。至此，中英两国由“半外交关系”进入“全外交关系”，从而为日后两国关系正常化（包括香港问题的解决）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四、江青痛失“车、马、炮”

纵观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1967年夏季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于后来一系列事情发展所起的“深刻影响”确实不可低估。它尤其起到那些煽动极左思潮的头面人物所不曾料想到的“历史作用”，这就是：迫使那个一年多来乱党、乱国、乱军的“祸害之源”——中央文革小组收敛气焰，始走下坡之路；成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一直坚持主张并亲自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重要“起点”。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根据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的规定成立的。这个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着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内）的“生杀予夺”的大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多次肆无忌惮地攻击、污蔑、栽赃于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陶铸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一代革命家的事实，便是中央文革拥有这种非其莫属的“特权”的有力证明。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才绝对容不得那些堂堂正正的革命者和所谓“保皇派”。仅半年多时间，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就先后将原在中央文革任职的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等“保皇”人物打倒；同时，又对尹达、谢镗忠、穆欣等不肯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几个成员施加迫害，一一排挤出“小组”之列。这样，“中央文革小组”便成为由“大三”（即江青、陈伯达、康生）加“军师”（张春桥）加“刀笔吏”（姚文元）加“小三”（即王力、关锋、戚本禹）为其基本阵容的盘踞在党内高层的那一块“毒痈”。直至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自行“消亡”却“死而不僵”；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原“小组”内的“中坚力量”又将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拉在一起，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10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此害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在外交部“夺权”前后，周恩来和陈毅在外事口一系列问题上所作的种种斗争，归根到底，也是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场斗争。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指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

如前所述，1967年夏天发生的外交部“夺权”，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