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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潜移默化之中，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更深了一步。

回到家，他特别兴奋。慧素因为有病在床，未能一同去看。张伯驹把参观的情形细细地向慧素说了，慧素也是感触万千。当晚。张伯驹夜不能寐，披衣而起，却见外面月色正好。时钟悠悠地敲了十二下，恰是午夜。

他铺纸振笔，写了起来：

钟敲夜半窥长沟，平生愿，几曾休。琴棋书画，难系天下忧。便是杜鹃尽啼血，心不老，鬓先秋。一帖《伯远》千虑收。看中流，放兰舟。风发意气，百舸竞上游。抖擞精神狂歌去，新中华，万民讴。

他觉得写的很不理想，太浅，也太杂乱。他的心太冲动，像年轻人呢。

第二天上午，他接到两封信。第一封是陈毅寄来的，照例是最近写的几首诗，请他指正。陈毅的诗词有一种大将风度，不拘成格，用字大胆，貌似浅显，其义却深，很为张伯驹所喜爱。说起来，当初他与陈毅认识，也是命中有缘呢。

全国解放后，张伯驹与慧素前往苏州扫墓，回来时，应一些朋友之邀，在上海小居。一天，旧友丰子恺、靳以、魏金枝一同邀他出席上海文化界同仁的一个聚餐会，他去了。席间，见到了南社创始人之一、老词人柳亚子。趣味相投，二人不免谈起诗词来。听说柳亚子同陈仲弘先生相熟，张伯驹很想一见，便托柳亚子将自己的一本诗词集转呈仲弘先生。文人以文会友，古来便是一件雅事，本来没什么。这几年，他不断地见到一些陈仲弘的诗作，有几首，甚至他都能背出来了，可谓心仪已久。他发觉，在陈仲弘的诗词中，有一种他最缺少的豪迈之气。比起来，陈仲弘的东西是豪放派，若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之悲壮，若苏东坡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之深邃，若岳武穆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雄壮，而他的东西，则每每总有一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或是“小桥流水人家”的遁世之感。他几次想写一些奔放的东西出来，总不能如愿，苦恼了好久。也正因为这样，他才对陈仲弘的诗文特别欣赏。

有这样几句，他最为叹绝：

“后死英雄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此去泉台集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严冬到来时，百花迹已绝。

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

“三峡束长江，欲令江流改。

方知破夔门，东流成大海！“

淋漓酣畅，恣肆痛快。

文如其人。可以想见，作此诗词的人，一定是卓荤不凡之人。

后来，他才知道陈仲弘竟然就是共产党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原来的新四军军长陈毅。

他愕然，失悔当初不该那么轻率。

“人家一个共产党的大将，会理睬你一个不足挂齿的国民党遗老么？”他在心中暗说。

想不到的是，聚餐会后不久，陈毅便给他来了信，信中对他的诗词大加赞赏，并指出尤其对哪几首最为喜欢。显见，陈毅已把那本诗词仔细看过了。信中，还给张伯驹寄来几首他的近作，并邀他有时间到家中一坐。张伯驹犹豫再三，终于去了，在陈毅家吃了一餐饭，并谈到很晚。从此，便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二十年的友谊。

第二封信是康生寄来的。信封很大，用的是牛皮纸的公文口袋。打开来，是一封便函，很短，仅寥寥几句话，无非是问候一下，并说那几幅借去的画，夫人和朋友见了都很喜欢之类。信尾，是一行小字：

昨，心血来潮，书章单一幅，尚觉满意，寄上。

张伯驹打开了那幅字。

字是用的二乘四的整张宣纸，中间，分两行写了十六个字：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署款为：“康生左手”。

一侧，别有一行行书，写道：

值康生同志参加中央会议归来，兴酣而草。

署款为“伴竹”。

慧素走进书房，把这幅字看了看道：“这也是草书么？”

张伯驹点点头道：“对，早期的草书，是隶书的草写，由草隶发展而成的一种字体。字字不连写，流行于两汉时期，史游的《急就章》便用的这种字体，所以叫‘章草’。应当说，这一幅写得不错。”

慧素道：“怪不得口气那么大，果然有点本事。这一幅，要不要裱起来？”

“先放着吧！”张伯驹淡淡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