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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等待。等待基础的改变，等待人们的觉悟。当然，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积极的，也需要等待，需要用时间和比较去纠正。

每天，都有关于右派分子被批斗的消息。便是在外交部大院，大字报也已经占领了每一寸空间。千千万万罗迈那样的忠诚勇士，正以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废寝忘食、焚膏继gui，同“一大批”右派分子做着坚决的斗争。举国上下，一片热腾。人们不再喜欢冷清，却热衷于斗争。右派分子的数量在直线上升，越来越多的大人物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高帽：罗隆基、章乃器、章伯钧、储安平、黄绍hong、丁玲、林希翎。有一些，还是颇有才气的年轻人，后起之秀，甚至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大有希望的年轻作家。

才一个月工夫，形势的变化更令人担忧了。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数量已经达到了二十万！

令人瞠目！

二十万，当年的八路军，才不过五六万人。一个一个挽起手来，能把北京城里里外外围上几层了。真的会有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么？

陈毅无法相信。

每个礼拜，他都会听到张伯驹被批斗的消息，有时是一次，有时是两次、三次。大会、小会不停地批斗，大字报铺天盖地。他开始担心张伯驹的身体会吃不消。然而，这种时候，他无法出面。因为搞不好，张伯驹会又多了一条罪状。

缺少理解的地方，往往也缺少同情。虽然没有亲见，但他能想象得出来此时张伯驹夫妇的处境会多么艰难。已经有些人经不住打击而自杀了，张伯驹是个耿性子人，受得了苦，却受不得冤屈，一腔热血，却落得这样个下场，会不会一时想不开呢？

应当设法为他们安排一条出路！

陈毅想了许久，想到了一个人：宋振庭。

宋振庭是当年新四军中的红小鬼，聪明好学，黾勉求进，如今，已经当上了吉林省委的宣传部部长，他这个人热诚、坦白，可信，尤其可贵的，是他能够用自己的脑袋去分析这个世界。

他富有学识，善于思索，因此，他能够理解。

理解是需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想问题的，而且，还需要很高的思想水平。它是不能用阶级觉悟或者阶级感情所代替的。在现阶段，这样的人还不多。

陈毅伏在桌前，纵笔给宋振庭写了一封长信，然后，便让人拿去寄发了。

连日的头戴纸糊高帽子、满处游走地批斗批判，使张伯驹筋疲力尽，脑子也有些发木了。慧素虽然不出声，却也显见地瘦了下去。鬓角，出现了根根白发。

她努力从生活上关心丈夫，给他做他喜欢吃的水饺、馅饼。便是去挨斗，也要让丈夫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胡须都是每天早晨她为他梳理的。作为夫妻，还有什么能比共患难更为珍贵的呢。

没有她做他的精神支柱，他会倒下去。

这天吃过了晚饭，傅湘悄悄地来了，给他们带来了一包山西的木耳和闻喜的煮饼。他刚从儿子那里回来，他的大儿子在运城盐化局工作，他去看儿子，在运城住了半年多。回来一听说张伯驹出了事，就马上来了。

“老了老了，又摊上这路事＇害！”傅湘的样子极为伤感，叹着气说：“都说大起才有大落，若没有去年那个事，兴许这回就不会。有人说，去年你们那是‘冒进’呢，一下子把那么多东西捐了出去，太惹眼了。树大招风，人怕出名，这么大岁数了，还图个什么呢，消消停停地呆几天，比什么不好？”

张伯驹不知道怎么向他解释。

前些天王越来，两个人谈起来，倒还投缘。许多事不必解释，便能理解。而且，王樾的日子也不见得好过。

王樾从武汉回来，便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当教授。他这个人也有点儿像张伯驹，看见不对的事便要讲，倔起来也是谁也没有办法。由于和院领导意见相左，他顶了几次，一气便退休了。就这样，运动中，还有人贴他的大字报呢。若不是因为他已经退了休，这次，少不了也要戴上“右派”帽子。二人认识已久，惺惺相惜，百感交集，谈谈心里话，精神上多少算是有点安慰。中间，王樾曾问过他：“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没有。”

“可你那些《言论》，分明是有人去年就开始整理了。你再想一想；肯定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张伯驹暗付。

王樾又道：“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