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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赣粤边特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顺利进行，很快就签署了关于游击队下山的协议。接着，彭育英又亲自陪同陈毅赴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经过陈毅有理有节的斗争和彭育英的侧面帮助，仅两天时间就解决了各地游击队下山集中整编开赴抗日前线的有关问题。

撕“党证”愤然离官场

彭育英做了一桩桩有助于国共合作抗日的好事，自认为堂堂正正、无可非议。孰料游击队下山集中整编开赴抗日前线后，他便遭到了大庾地方顽劣势力和军统特务分子的排挤攻击，他们联名上书控告彭育英，说他“勾结共产，蹂躏地方，大搞赤化”。无奈国共合作大势所趋，彭育英又有熊式辉作“靠山”，这场“逐彭”闹剧才没有演成。

但是彭育英的日子从此再未好过。自1939年初国民党五中全会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后，国共间的磨擦日益加剧。彭育英处境艰难，如履薄冰，他深感留在大庾必有凶险，便毅然弃任赴省，当面向熊式辉提出辞呈。熊式辉婉言相劝，再三抚挽，并采取权宜之计，让他与黎川县县长任和声对调。彭育英碍于情面，勉强走马黎川。

形势的发展，使彭育英对国民党的前途深感失望，终于果断作出抉择：走！1941年，趁国民党员总登记之机，他愤然撕毁“党证”，辞去黎川县县长之职，就此终止“七品官”生涯，赋闲半年后，到景德镇当了一家银行的分行行长。

1949年5月，彭育英重回赣南，任江西银行赣州分行经理。此时，向全国进军的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陈毅麾下的第三野战军已突破长江天险，攻克南京、上海。处在黎明前黑暗中的赣州，反动势力依然十分嚣张，当年协助陈毅下山的彭育英，又成了他们泄恨的目标。为防不测，彭育英打点行装逃离赣州。谁知当他进入会昌山区时，竟遭到一伙国民党散兵的抢劫，他随身携带的行李财物顷刻被洗劫殆尽。

伸援手陈毅念旧情

至此，彭育英已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万安老家还有妻儿老小需供养。正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传来了赣州解放的消息。于是，他一扫落寞抑郁之气，只身回到响彻欢庆锣鼓的赣州，试图重新寻找生路。

一天，彭育英当年的管印文书赖志刚给他找来一张报纸，报上刊登着陈毅已经出任华东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的消息。彭育英犹如得悉阔别多年的亲友有了下落，一把抢过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眼前不由得浮现出当年陈毅豪爽大方的形象。夜里，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多么想去投奔陈毅啊！然而，梅岭一别，毕竟时过境迁。如今的陈毅非同往昔，他身居高位，手掌大权，是否还记得当年与他握手言和的“七品官”呢？犹疑不决的彭育英，试探性地给陈毅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很快寄到了上海，展开在市长办公室的桌头。陈毅读后很是感慨。他离开赣南后虽然戎马倥偬，身经百战，又与国民党军队连打了五年，但他依旧无比珍视国共合作抗日的那段岁月，尤其感念当年曾用礼乐迎接他下山的彭育英。于是，他立即嘱咐秘书，复电诚邀彭育英来沪。

捧着陈毅的复电，彭育英又惊又喜，热泪夺眶而出。星移斗转十数载，共产党人陈毅果然不忘旧情，而且是那样的善察人意，善解人心，慨然伸出了援助之手！

此时适逢中共赣西南工委进驻赣州。彭育英探问到工委的驻地后，便带着陈毅的复电去找工委书记杨尚奎。

杨尚奎曾经和陈毅一道领导赣粤边游击斗争，也曾同彭育英打过多次交道，对他印象颇深。现在，当他得知陈毅来电邀请彭育英去沪，不禁大为高兴，立即嘱人为彭育英办好去沪的车票和通行证，并亲笔写了给陈毅、曾山两位同志的信交给彭育英带上，又特意说明：曾山同志曾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现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兼财经委员会主任。

就这样，彭育英一路畅通无阻，顺利到达上海。

浦江畔笑语留嘉宾

1950年元旦过后的一天，彭育英房间里的电话铃骤然响起。他连忙抓起话筒接听，原来是市府办公厅通知他，陈毅市长和曾山主任已驱车来“百老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