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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许多伙伴年纪更小——因此他们的袭击很快就被一群三十多岁的男人轻而易举地击退了。这些机械修理工和车间工人练就了一身强健的肌肉。“我被不偏不倚地踢了一脚，”多年之后阿伦向我回忆道。袭击开始后几分钟，阿伦就被一脚踢倒，滚下了好几层台阶。这群年轻人灌了很多酒才使得伤痛有所缓解。

但是，即使是酒精也不能洗刷这种耻辱。从在酒吧这一晚开始，阿伦和他的伙伴就开始策划下一赛季拜访伯恩利。他们采取了秘密行动战术，等混进伯恩利的人群后才开始发起攻击。结果非常成功。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伯恩利在那一天有多少人住进了医院，但是倒下的人数不少，以至于报纸对此也开始加以报道。英国的媒体从那时起开始关注这种威胁，并将其称之为“足球流氓行为”。

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　二（1）

当我第一次在酒吧见到阿伦时，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哈雷戴维森摩托车（Ha　rle　y Da　vid　s　o　n）的发烧友。他穿着一件黑色缎子的奥克兰突击者队（Oa　kla　nd Ra　id　e　rs）的夹克；他的头发两边短中间厚，像半条身体短粗的鲻鱼。一个倒置的五角星形状的巫术护身符垂挂在他的脖子上。在看到他几近中年的体格时，我就想，万一出什么事我至少能够跑得比他快。

阿伦迟到了20分钟，非常粗鲁地跟我打了招呼。“好，”他说，握着我的手，对自己的迟到毫不在意。我把他带到角落的一张桌子边。

“我给你要杯酒吧。”我提议道。

“可乐，我不喝酒。”他回答说，“我有过教训，在打架时喝酒对你没有好处。”

我们的对话刚刚开始，他就表示出自己的诚意来。“警察逮住我21次……我对暴力上瘾……我曾经想要停下来，但就是停不下来。”他给我展示身上的伤疤：手腕上的肿块，是骨头打碎之后没有愈合好而形成的；一条胳膊弯起来时，关节和肌腱没法正常吻合。在给我看这些时，他开始逐渐破坏了他想要塑造的自我形象。阿伦是一个说起话来就按捺不住的人，话题很多，观点也很多。我的笔在纸上飞快地舞动着，以赶上他滔滔不绝的话语：比如关于独裁政府的不足、英美对伊拉克战争的道义、亚历山大大帝的智慧以及加利福尼亚人的直爽性格等等。

当谈到他深爱的俱乐部切尔西时，他的滔滔不绝才停了下来。他指着酒吧说：“这是个你可以经常光顾的好地方，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象征。”这个酒吧得名于古老闻名的偕德，它曾经是切尔西流氓的居住地。事实上，酒吧就恰好建在了这个地方。只不过现在可以从一家豪华宾馆的大厅进入偕德——这家宾馆是在球场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豪华工程的一部分。在酒吧外的街角，就可以从英皇啤酒店（King　's Bra　s　s　e　rie）要一份龙虾。在偕德里，西装革履的白领们正在举杯谈笑。一台等离子电视里播放着按摩、切尔西俱乐部的其他服务以及场馆另一端的健康中心的广告。

全球化以及中产阶级地区贵族化给切尔西俱乐部带来的影响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俱乐部所遭受到的影响都要深。从20世纪80年代它就与流氓联系紧密，到了90年代则与国际化融为一体。斯坦福桥的房地产发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球场上中产阶级地区贵族化的趋势也显而易见。切尔西聘用了意大利和荷兰的精英来训练球队，在这里留下了他们浮华的异国印记。在他们的带领下，切尔西成了英国第一家没有一名本国球员的俱乐部。他们的新姿态加剧了俱乐部国际化的趋势，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阿联酋国际航空”（Fly Emira　te　s）开始在它的球衣上做广告。2003年，俄罗斯第二大富翁、石油大亨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　ma　n Ab　ra　mo　vic　h）买下了俱乐部的大部分股份，开始用他的财富打造一支具有冠军潜质的球队。

对于包括阿伦在内的很多人来说，这些变化无疑是对俱乐部工人阶级基础沉重的一击，好像球队放弃了它最忠实的球迷而去追随那些昙花一现的随波逐流之辈。在这些变化中，有一件事尤其令人心痛。1983年，切尔西主席肯·贝茨（Ke　n Ba　te　s）提议将看球赛的球迷关在一个带12伏电的栅栏里，如果谁敢越轨就会遭到电击。“他们就像对待畜生一样对待我们。”阿伦说。幸好当地政府干涉，这个计划才未能付诸实施。但是，对大众的伤害已经由此而生。

直到20世纪90年代，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