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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拆迁时采用的是强制方式，他们就找个借口躲避起来，决不出面，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一半；第二，开挖掘机上去可以，但最多就是吓一吓人，人家不退的话，我们就撤退，绝对不能强拆，更不得闹出伤残人命来，不然的话，象洪嫂这样的人要是出了事，她的一家人还怎么活？第三，撤退下来以后，向洪嫂让步，满足她的要求，协商解决问题。对人民群众，让步没有什么丢面子的，你们不肯丢我来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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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党委书记心里尽管有些不高兴，但仍旧耐着性子和颜悦色地说：“老彭呀老彭，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这么拗？你的这三条根本就不是从实际出发。第一条，她洪嫂现在是有恃无恐，老虎屁股摸不得，仗着自己是个寡妇，是个女的，别的女的上前对付不了她，男的上去她就撒泼说你欺负她，这种情况下警察最好派用场。有警察不用，我们怎么办？别人不敢上，难不成要我们两个亲自伸拳捋手地上前去抓她捆她？第二条，开弓没有回头箭，挖掘机上去不推房子，又退下来，这面子可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整个乡党委乡政府、区委区政府的，其他的拆迁对象都来效仿，其它的事情都这么样的办，我们今后还要不要搞拆迁，还要不要做工作，还要不要威信和原则了？要是满足她的要求，可不是她一个人，还有好几十户与她相近或类似的人家就都得满足，做了初一就有十五，那么开发商就得从他的黄金地段拿出几十套商铺来，你想想，开发商能同意？人家搞开发是为了赚钱，不赚钱的事他能答应？人家是跟我们订了合同的，连钱都汇到我们账号上来了，他要告我们一个违约，把其他的投资人吓跑了，我们得损失多少？这几笔账跟一户群众的房子相比，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相比，哪一头重哪一头轻，你是装糊涂还是真的掂量不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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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乡长说：“我不是掂量不清，是掂量得太清了。我是这个乡的乡长，乡政府的牌子上写的是‘人民政府’。她洪嫂是不是属于人民？动用警察来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中的弱女子，你以为我们脸上有光彩？我今后见了群众，或叫我在大会上作报告，我都没有脸皮称自己是人民政府的乡长了！不错，他开发商是该赚钱，但是，我也估计得到，他在这一块地皮上获得的利润，远远就不止他自己说的那个数目。拿出几十套商铺，并不是白拿，价还是要算的，只是价格比挂牌卖低一点，不可能造成他就赚不到钱了。你说这一着对老百姓退让了，今后的工作就没法做了，我看没有这么严重。一件事归一件事，老百姓不是都那么无赖，恩恩怨怨分得清楚，我们敬让他们一尺，他们会敬让我们一丈，你不要担心丢了一点面子，乡政府、区政府就会瘫痪，国家就要亡党亡国，相反，我们的工作会更好做，国家和党会更坚强。”

乡书记听了彭乡长最后的话，觉得分明是故意地刺他，不禁很有些生气，就板起脸来说：“彭乡长同志，我们都是党员领导干部，党的纪律你也是知道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在一般情况下是一致的，但有时候也会发生矛盾。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饮水思源，我们的权力和利益是谁给的，我们是怎么能够坐上这个领导人的位子上来的。我们毕竟是组织上任命的，是上级直接派来的，而不是洪嫂或其他群众给我们的。我们经常称和书记老板，而没有人称呼村民是老板。称洪嫂这样的群众是老板，不辜负组织和领导的信任和期望是第一位的，其他的则要摆在次要的后一步的位置上，这在我们选人大代表或党代表的时候，要求普通被选举人都要明白的道理，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拆迁是区委区政府的战略决策，原则是区委办公会定的，我们只有服从的义务和责任，不存在讨价还价的自由。”

彭乡长说：“我今天不想和你争论权利是上级给的还是人民群众给的这个问题，也不是讨价还价。区里只定了些原则，那些原则，尽管我有保留的看法，我也只好服从。现在是我们乡里讨论具体实施方法，还没有形成决议；拆迁还没有开始，新房还远远没有着手建设，商铺也没有卖，我提出调整的意见，与开发商协商完全来得及。”

乡书记说：“那么，我们就来举个手表决一下，行不行？”

彭乡长认真地说：“你要表决就表决，但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真要是上警察抓洪嫂，我就第一个站在她的面前保卫她，那么你们就准备先把我抓起来；如果硬上挖掘机，我是绝对不下动手的命令的，你们谁愿下谁下，出了事你个人负责，与我任乡长的乡政府无关；如果向洪嫂他们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