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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并把中国的“易经”与西方的数*系起来研究，为当时德国大哲学家与数学家莱布尼茨在发展其“二进制”数学思想上带来了极大启发。

1697年，康熙“返聘”白晋为钦差回到法国传播中国文化与友谊，并招募传教士和科学家。回到法国后，白晋将自己著的《康熙帝传》和康熙皇帝的礼品转交给了路易十四，其中有49册汉文书籍，这些书籍成为欧洲人全面系统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第一批基础资料。《康熙帝传》问世后，很快就有了英语、荷兰语和意大利语译本，莱布尼茨亲自将它译成拉丁语。而路易十四除了派遣白晋等法国传教士赴华外，还特别重视与华贸易，通过贸易交往使法国朝野对远东的中国有了较全面的了解。1664年，法建立东印度公司。1698年，第一艘法国商船“昂菲德里特”号驶抵中国。两年后，“昂菲德里特”返法，从中国运回大量丝绸、瓷器。1701年，“昂菲德里特”号再次赴华，又从中国运回大批漆器。

在路易十四派遣白晋使华前，实际已有许多法籍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教。第一个来华的是金尼阁，后有罗得和巴吕，他们都是受教皇派遣的法籍教士。据统计，从金尼阁起到1773年耶稣会解散止，近百名法国教士先后来华。如此大批量的法国传教士使华，与康熙对西方文化采取开明态度不无关系。康熙自己专心学习西洋科学，先是请比利时人南怀仁为师，南怀仁死后，又请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他们每天早上4时到廷，日落而归，上下午给皇帝各上两小时的课，讲授西方数学、哲学、天文学、历法以及炮术实地演习等课，历时4—5年。作为皇帝的康熙花费大量时间，如此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白晋等法国传教士，既是耶稣会士，又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把西方科学仪器和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对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和西方科学技术非常有益。其中，法国传教士最大的贡献还是帮助清朝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康熙47年（1708年），张诚、白晋等奉诏赴蒙古和内地绘制一幅较为详细的全国地图。他们采用先进的科学仪器和绘制技术，历时近十载。此图绘制精细，测量准确，是当时我国一幅最科学的全国地图，康熙特将此图命名为《皇舆全览图》。

法中交往的历史（2）

随着“昂菲德里特”号商船首航中国，法国从中国直接输入瓷器。18世纪后期，法国开始仿制瓷器，1673年在鲁昂，1695年在圣克卢，都生产过黄色而透明的软瓷，产品是以福建白瓷为标本。“昂菲德里特”号第二次来华使漆器开始大量输入法国。17—18世纪，丝绸大量进入法国。中国的丝绸及棉织品被广泛地用于服装、悬物、被面等。蓬巴杜夫人就曾穿用中国花鸟的绸裙。作为丝绸的附属物，中国丝绣也促进了法国刺绣的变化和多样化。皮尔蒙的花卉设计图案明显受中国样板的影响。此外，中国轿子也在17世纪初传入法国。1700年元月，凡尔赛宫举行以“中国之王”命名的盛大的舞会，路易十四登场时，竟然坐在一顶中国式的轿子里。路易十四驾崩后，轿子在法国逐渐减少，代之以轿式马车。还有中国的画屏和壁纸也深受法国老百姓的欢迎。当时中国壁纸单张高12英尺，宽4英尺，每套有一系列关联的图案构成，可以糊满整个房间。图案起先多花鸟，后期增加了山水、人物、种茶、制陶的场景。

应该说，是法国传教士通过记叙在华所见所闻和翻译中国典籍，把中国的古老文化介绍到了法国乃至西方，从而引起了法国思想界的重视。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对中国的看法不仅是赞美，而是用中国的哲学思想来充实自己的理论。这位因推崇孔子学说而有“欧洲孔夫子”之称的经济学家认为，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他还根据“无为而治”的思想提出，一旦君主依自然法则改革了立法，他就不需干任何事，认为所有的财富均来自于土地的产品（如农业、采矿、伐木），应该像中国那样以农为本。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和政治制度对法国重农学派政治思想和经济学说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18世纪启蒙思想家更是对中国给予极大关注，伏尔泰对中国文化赞扬备至，奉中国文化为楷模，用中国事例抨击天主教神学的迷信和黑暗，反对专制王权，宣扬信仰自由。伏尔泰在其《各民族风俗论》、《哲学辞典》及为《百科全书》所撰写的一些条目中，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政治制度、道德宗教观、教育都推崇备至。他还把元曲《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