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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中国是个“悖论王国”：　口号与行为，东部与西部，赤贫与豪奢，义务教育与失学大军，农民进城与贪官携巨资外逃。总之，中国的问题成堆，中国知识分子缺乏思想，社会问题严重，经济缺乏平衡和可持续性。结论：　法国企业根本不应该来华投资！我当场以学者和外交官的双重身份介绍了中国近几年在各个方面的巨大发展，并以本人刚刚参加埃维昂中法首脑峰会上希拉克总统对中国的评价为例子，希望中国通们从事实本身出发，本着负责任的精神，向法国公众介绍一个有问题，但充满生机的中国。当场也有一位法国朋友当众向这些中国通提问，说他自己至少一年两次去中国，为何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与中国通在巴黎所讲的不一样。中法的经济关系远落后于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如果中国通不客观介绍，反而促退，中法经济关系怎么上得去？虽然这位朋友与我身份不同，也素昧平生，但我们的发言不约而同，讲的都在实处，下面的听众中有人为我们鼓起了掌。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所谓中国通（是位女士）连忙解释道，称是学术争鸣，不希望出现政治因素和使馆的政治干预。此时在大厅里，无论从信息占有，还是道义上，这些人显然处在弱势。会后，一边旁听的巴黎大学的中国同学对我说，法国人不了解中国，来自中国的人又瞎说。中国政府都已淡化意识形态冲突，可怜的她还有“*”情结。

有人对我说，批评是伏尔泰故乡的传统精神，而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对权贵的批评；也有人对我说，中国那么好，讲点不同的意见怕什么，中国应有容忍批评的雅量；也有人说，人民已足够成熟，政府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辨别是非。我想，问题并不在批评本身，而是应该从什么角度来认识中国，特别是向法国公众介绍中国。中国之古老、幅员之辽阔、人口之多，什么都是可以发生的。特别是许多问题完全是发展过程中才出现的问题，如城市中的拆迁问题、务工农民的权益、国有企业资金外流等。如果按部分中国通描绘的图画看，中国的问题很多，甚至要比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多。这样以偏概全，既没有叙述中国今天现实的全部，又没有在阐述问题时向法公众交代问题一旦解决后的明天。一位研究中国经济的资深的中国通对我说，她十分欣赏胡鞍钢，治学严谨，对政府既批评，又提建议。她特意向我强调，不负责任的批评不能反映学者的科研水平。许多法国朋友对我说，如果让这些人继续垄断中国问题，中法关系将难以前进。记得吴建民大使在对法公众演讲时曾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如果今天有人说埃菲尔铁塔马上要倒塌，大家肯定说这是个疯子。如果有人说中国政府马上要垮台了，人们就将他称之为‘中国通’。”我真的以为，中法关系那么好，前景又如此光辉灿烂，无论是中国通，还是中国研究法国的学者都要客观、实事求是地介绍对方的国家，这样才能通过自己的研究，为两国人民的深入交往架起沟通的桥梁。

沟通的赤字——谁之错？（3）

制度设计——对政府外交职能转变的呼唤

在很长时间来，中国政府将发展中法关系的重点放在做法政府高层和上流社会的工作上，实践检验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由于重点在政府外交，因而对法国公民社会的工作力度显得不够，外宣工作针对性不够强。几乎我所有的同事都抱怨过我们的外宣资料形式单调，内外公众不分，事倍功半。这里的确有一个国家形象推介的技术问题，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叫作“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就是要通过策划一系列针对普通大众的活动使自己国家形象改善和更加接近驻在国公民生活。中国文化年就是在法一次成功的公共外交，在法国影响很大，甚至超过我们几年工作的总和。配合中国在法文化年，法国媒体做了大量报道，尽管均是商业运作，但绝大多数是正面的。许多报刊发表社论、出专刊，连续报道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往中国新闻上电视较少，文化年期间屡屡曝光。许多电视台还专门集中放映中国电影，影响极大，普通民众对中国增加了不少感性认识。据法方统计，至少有2000万法国人在文化年期间，直接或间接参与该活动。

但应该承认，我们与法国公众交流的制度设计上还有待完善，一些对话的渠道还有待拓宽。在目前阶段，中法交流主要依靠的是政府官方渠道，来自民间所谓的公民社会则少之又少。驻法使馆每年接待副部级以上政府代表团约200—300个，这个数目相当大，反映了中法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往的密切度。但官方代表团的接待单位是政府机构，受众也是政府机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