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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传变在预防学上的重要意义。当病邪初犯，机体正气尚盛，此时治疗，不仅易于祛除病邪，而且也有利于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内经》养生思想就十分重视正气的盛衰与疾病发生与否的关系，指出“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脏腑阴阳气血协调，人体才会健康。正气不足，正不胜邪，则导致疾病的产生。而气血逆乱、阴阳偏颇及脏腑经络功能失调等皆为主要的病理环节。因此，强身健体、固守正气、调节阴阳平衡即是防止传变的主要途径。

最后，病好了之后要防止复发，要巩固治疗成果。这时依靠的是调理情志、脾胃。疾病经治疗后，病邪基本消除，正气尚未复原，处于初愈的康复阶段，此时应谨防疾病反复。对此，中医预防学提出了祛邪务尽、防劳复、防食复、防房复等有益措施。《素问？热论》说：“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此期调养情志、调理脾胃就显得尤其重要。

平缓情绪，调节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中医称为七情。七情六欲为正常的精神活动，但突然强烈或长期持久的情志刺激，则会超出人体的适应能力和耐受程度即成为致病因素。故应保持心情舒畅，精神愉快，让消极的心理因素，转变为积极的心理因素。

调理脾胃。“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素问？痹论》说：“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要求饮食定时，不可贪味多餐，食物冷热要适宜。做到“谨和五味”，不可偏食。《脏气法时论》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李东垣在《灵兰秘典论》中说：“善治斯病者，惟在调和脾胃……则慧然如无病矣。胃中元气得舒伸也。”可见脾胃调和，正气充旺则体质强健，抗邪抗病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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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兵家尚武德，修身重养性

中华民族从来就重视道德教化，积极的入世精神，优良的道德品格，几千年来如薪传火，连绵不绝，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毫无例外，道德素养在军事领域中，长期以来同样被置于首要地位，成为兵家思想的一种精神力量。《孙子兵法》关于将帅修养提出了“智信仁勇严”五条标准，又从反面提出了“将有五危”，即：“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虑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意思是说，将帅有五种致命的弱点：只知死拼可能被诱杀，贪生怕死可能被俘虏，急躁易怒可能中敌人轻侮的奸计，廉洁好名可能入敌人污辱的圈套，一味“爱民”可能导致烦扰而不得安宁。《孙膑兵法？将义》又进一步发挥说：“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无力则三军之利不得。故德者，兵之手也。”《吴子》则把将帅的“五德”概括为“理、备、果、戒、约”。总之，优良的品德是为将的首要标准。

养生必须修德养性，医学家们从对社会生活的考察中发现了修德养性对增进健康的重要作用。早在《黄帝内经》的首篇《上古天真论》中就指出了养性乃是养生长寿之道。

在中医看来，“性”是一个人品德的深层表现。只有修养心性才能驾驭情感，培养出一种心平气和、谦虚谨慎、顺其自然、清静寡欲的道德情操，这样就能增强人体对外界刺激的适应范围和强度，具有抵抗疾病的能力。相反，必然使人的精神气血衰败，容易产生各种严重的疾病。

正如《黄帝内经？素问？汤液醪醴论》所说：“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荣涩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若酒色财气追求无度，患得患失终日不宁，必将损害健康，既病之后若仍不知节制，其病将难痊愈。

唐朝医学家孙思邈《千金要方？养性论》指出：“夫养性者，所以习以成性，性自为善，”“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不恶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生之大经也。”

要做到既不招灾又不惹祸，关键是要做到与世无争，豁达大度。反对争名夺利，蝇营狗盗，所谓“名利杀人，甚于戈矛”（《无字真经养真篇》）。

对于世事，明朝王象晋说得好：“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见识。”（《清寤斋心编》）王象晋这四“看”，核心是只有看破名利。同为明朝人的胡文焕，他有几句诗真可谓金石之言：“何必炼丹学驻颜，闹非朝市静非山。时人欲觅长生药，对境无心是大还。”（《类修要诀》）所谓“大还”，乃是气功修炼术语，指达到一种恬淡虚无，返璞归真的境界。

吕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