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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瘁，犯颜直谏，忠心耿耿的牺牲精神，为国家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都令世人震撼。然而这毕竟是一个悲剧，一场冤狱。正直无私、自视与天地齐重的伍子胥毕竟被执拗、愚昧的夫差赐死。狡兔死、良弓藏的训诫，伍子胥并非不知。在其晚年，家仇得报，辅佐阖闾争霸，名位兼得，却为吴国的安危不愿苟且，宁肯与夫差冲突，甚至不惜性命。这才是忠臣。

司马迁在评论伍子胥时，说：“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夸赞的是伍子胥的复仇精神。所以如此，是因为两人身世有很多雷同，忍辱负重的司马迁与之有戚戚之感。但把伍子胥归结到追求留名后世上却稍嫌不足，起码不够全面。司马迁只说了伍子胥的前半生和一个侧面。他的前半生不能容忍君王的残暴，为父兄之仇远去敌国，终报大仇，一手缔造了吴国的霸业。在传统的读书人眼里，伍子胥是过于扬厉，不遵圣人恕道，而其后半生则恪守忠义之念，虽死不悔，这大概也是传统忠义的观念太重了。对伍子胥来说，背楚不是对忠义的背叛，恰恰是楚平王的暴举已经彻底将忠义的砝码打翻，而要背吴则无疑是艰难得多的抉择。作为三朝老臣，要背弃先王恩义、国家重托那是太难了，明知前路渺茫却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伍子胥的悲剧正是个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与无力扭转的外部环境之间强烈冲突的产物。他的死，完成了个人的信念，也使伍子胥这一名字升华为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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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伍子胥站在中国历史的前列，似乎开了中国忠臣冤案的头，比之他以前仅只片言只语的关龙逢、比干等，伍子胥无疑是血肉丰满、有大量可靠信史记录的“这一个”。他不是冤死人物的第一个，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正如唐代罗隐所感喟的一般：

市箫声咽迹崎岖，雪耻酬恩此丈夫。

霸主两亡时亦异，不知魂魄更无归。

巫蛊案　一（1）

“巫”原指古代一种以歌舞祭神的迷信职业者，如巫、觋等，也指画符念咒的巫术。“蛊”则有两种含义，一指在器皿中放置喂养毒虫，使之相互吞食，最后剩下不死的也就是毒性最强的，称之为蛊；二指用蛊害人，使人受到蛊惑，迷失心性，进而丧命。“巫蛊”也称厌胜之术，是一种诅咒害人的巫术。古书上记载的一般做法是，用纸人、草人、木偶、泥俑、铜像乃至玉人作为被施术者的替身，刻写姓名或生辰八字，或者取被施术者的衣物、身上的一点毛发乃至指甲，或埋入土中，或以针钉相刺，或用线捆住木偶双手，巫师画符念咒，被施术者就会产生感应反应，心智模糊昏迷，直至发狂失性，完全受巫师控制，直至不明不白地死去。

据说，这种巫蛊术起源于胡人的萨满之术。萨满，是女真语，指巫师、巫术。战国中后期，由于民族的迁移与混合，巫术之风逐渐浸染中原，先是在民间流行，以后逐渐传入上层社会直至宫廷内禁，受到追捧青睐。巫蛊术从此在中国大行其道，不绝如缕。一代女皇武则天借巫蛊而夺权，清乾隆皇帝精通武略，也迷信巫蛊，曾在朝廷上闭目吟诵咒语，幻想咒死远在万里之外的起义军首领。《红楼梦》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红楼梦通灵遇双真》中写到赵姨娘买通马道婆暗里算计凤姐和宝玉，就用了这种巫蛊术。马道婆用的是纸人，写上凤姐和宝玉的生辰八字，然后在家中念咒作法，结果凤姐和宝玉两人发起癫狂症，大吵大嚷，寻刀弄枪，最后不省人事，口内胡言乱语。这足可见巫蛊术之一斑。也正因其神秘和恐怖，自其出现后，就再也没有消失，一直笼罩在中国社会上空，直至今天还时隐时现。

汉朝迷信之风尤盛。汉初就允许各地巫师如梁巫、晋巫、秦巫、荆巫等汇集长安，中叶又增加了越巫和胡巫。汉儒也多信巫术，如大儒董仲舒的著作中就夹杂了许多巫术。汉武帝本人一生笃信方士，倾心神仙，乞求不老仙丹，几次欲泛舟越海寻仙，遍求各地高人。一时间，都城长安汇聚了各式巫觋，并受到上流阶层和百姓的追捧，宫廷中失宠落寞的女子对此也趋之若鹜。整个长安地下被埋入了不少木偶，一片阴森恐怖、神秘压抑的气氛。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手制造了巫蛊冤案。

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曾经备受尊宠的陈皇后被废，就是因为巫蛊。只不过这仅是巫蛊案的一个小小的引子，因为这个伏笔过于漫长，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警惕。

陈皇后是汉武帝的第一个皇后，名叫陈阿娇，其母亲是文帝窦皇后的长女、景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