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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江冬秀联姻事，纯粹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封建包办婚姻。故事还得从一次庙会讲起。当时，绩溪乡下盛行“喜会”（又名“火把会”），每逢闰年，为纪念南霁云、雷万春抗敌有功，必要举行“喜会”，游龙灯、玩花灯、放焰火、演徽戏……喜会举办地，四乡村民汇拢，家家户户亲友盈门，非常热闹。胡适十二三岁那年，适逢轮到七都（旺川）乡举办，胡适的外公冯振爽（金灶）家（新屋已在胡铁花资助下建成）顿时招来了不少人，其中有邻县江村的吕贤音（菊花），冯顺弟偕胡适也来了。江家与胡家本有表亲关系，两位姐妹自然一见如故了。“菊花嫂看见胡适这孩子聪明活泼，相貌端正，很想将其女江冬秀许之，并将此事告诉曹诚钧（胡适舅母的兄弟），由曹诚钧作伐……”同时，吕氏还托冬秀的塾师、胡适的族叔胡鉴祥去说媒。看来江家是很主动的，冬秀相貌平平，短腿。小脚，眼有翳子，但江家比起胡家来，经济上算是优裕了。

属虎村姑江冬秀 旌德江村世家女（2）

两个媒人来撮合，江家门第又比胡家高，冯氏是愿意接受这门亲事的，但担心冬秀这头老虎（属虎，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生）会克儿子这只兔子（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生），于是只好像她嫁铁花那样，请瞎子算命先生排“八字”。胡适的“八字”是：

辛卯 庚子 丁丑 丁末

胡适的这个“八字”显然是又硬又贵的（后来被收录在一本叫《人鉴》的算命书中，并且被算命先生用来做“八字”的广告）。算命先生神乎其神地把两个“八字”推算了一番，决断为女方命里带宜男，与男方生肖很合，不冲不克，且女方大一岁也无碍，云云尔尔。冯氏松了一口气，不过还是不大放心，又将写有冬秀“八字”的红纸折叠好，与其他几家来说亲姑娘的“八字”一起放进一个竹筒里，虔诚地供在灶神面前，谁也不得去惊动它。过了一段时间，家中平安无事，也没有一点不祥之兆，于是冯氏在灶山燃烛焚香，拜了灶神爷，取下竹筒，使劲地摇了又摇，然后用筷子夹出一个（折好的）“八字”来。拆开，摊平，一看正是冬秀的。啊，这真是可谓天赐良缘！于是，“只有十四岁的胡适与十五岁的江冬秀的终身大事，就这样在家母之命、媒妁之言、算命先生的瞎凑合和灶神爷的保佑之下，定了下来”。是时，1904年1月。

订婚后的一个月，胡适走出皖南大山，到上海求学去了。从此，他远离家乡，融入中国时代与文化，建立自己的体系，拥有无数师长、知友与学生，而自己的未婚妻一直到14年后，就是1917年12月30日结婚那时刻才第一次睹面。

十四个春花秋月轮回，是何等漫长的岁月，而且中间还起了个坎。1907年5月，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的胡适，像他老子当年那样，脚气病复发了（早一年冬已发了一次，在南市瑞馨泰茶叶店里养病），请假回家，养病两个多月。胡母冯氏乘机向儿子提起结婚事，16岁的胡适心不在焉地说句“承认早一二年”。冯氏与吕氏都理解成“过一二年”办喜事，于是到了第二年1908年秋，江家为冬秀置办嫁妆；冯氏在10年前造的新楼中（即现“胡适故居”）选定儿子、媳妇的新房，开始布置起来；两家连黄道吉日也选定了，还买了一批百子炮仗……冯氏去信上海，唤胡适回家完婚，结果被儿子“斩钉截铁的阻止了这件事”。胡适借大骂那个算命的“瞎畜生拣此日子”（办喜事），引出“儿既极狠此事”的心里话，巧妙地劝阻自己敬爱的母亲“大人又何必因此极可杀、极可烹，鸡狗不如之愚人蠢虫瞎子之一言”，“强迫大人所生所爱之儿子”？就这样，1908年双方父母策划完婚喜事，因为胡适萌芽式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主张而搁置了起来。当然还有两重严酷的现实因素，也客观上终止了这次“完婚”之举，即胡适面临上海学业中断（中国公学###，转入中国新公学）无法回乡结婚；家庭经济濒临破产，二哥绍之在沪、汉中兴家业，不能因弟婚礼返乡而中断。冯氏是深明大义的，终于理解儿子了。

1908年8月，胡适在他任编辑的《竞业旬报》上，以“铁儿”的笔名发表《婚姻篇》文章，说“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便把中国四万万的人，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偶。”这无疑是他订婚现实的写照，但基于他对母亲的孝心和根深蒂固的程朱理学封建伦理观，胡适最终还是跳不出这场包办婚姻的窠臼，诚如他在那封给母亲的　长信中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