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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进他们家的门了。因为，现在已经不同于原来的路线斗争了。路线斗争还只是思想认识问题，毛泽东还可以同战友们来往；可现在被说成是反党小集团，那完全是敌我斗争，谁沾边谁就成了反党分子。这个帽子不得了呀，谁被戴上就翻不了身。

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形，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不再和同志们讲话；同志们怕加重他的罪名，也有意避开他，不同他讲话。毛泽东完全被孤立起来了。有时候，他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不同外人讲一句话。这种日子有多难熬啊，贺自珍想想都觉得心酸。

这时，毛泽东还能一诉衷情的，只有贺自珍了。

有一次，他对贺自珍说：“王明他们已经摆开架势，要往死里整我了。”

贺自珍不觉心头一惊。又一想，不至于那么严重吧？劝慰他说：“不会的，你不要想得太多。谁革命，谁不革命，大家都看得清楚。”

毛泽东默然不语。

除了贺自珍外，还敢同毛泽东往来的，就是他的两个弟弟和贺自珍一家人了。而这些人，都受到牵连，受到打击。

首先是贺自珍。长期以来，她同曾碧漪一直为总前委管理机要文件，后来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她们又兼为苏维埃政府管理文件。总前委撤销了，她们的工作已经减少了。反罗明路线开始后，他们找个借口，机要文件不要她们管了。开始，贺自珍感到挺委屈，毛泽东劝她说：“不让管就不管吧，免得他们不放心。”

于是，贺自珍同曾碧漪一起当了收发。

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在中央苏区政府担任财经部部长。这个人不多言不多语，整天埋头工作。因为红军要吃要用要军费，筹粮筹款的任务很繁重，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批了他一通，还不敢怎么为难他。对毛泽东的二弟毛泽覃就不同了。他被列为反革命小集团“四首脑”之一，受到了残酷迫害。他所担任的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职务被撤销了，还要他承认组织反党小集团，有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毛泽覃可不是那种一吓就倒的软骨头，坚决不买账。那时，王明路线执行者的势力大得很，公开硬顶是不行的。有些牢骚话也只能在家里对哥哥和嫂嫂说。他爱用“洋房子”先生来形容王明路线的执行者：　。。

宁都会议，毛泽东被再夺兵权（5）

“这些洋房子先生说我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我看苏区的山沟就有马列主义，倒是城市里尽产生‘左’倾盲动主义。”

他无事可做，就同哥哥毛泽东一起到各地搞调查，直到1934年红军要长征了，他的反党冤案才不了了之。

贺自珍的哥哥贺敏学，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带领游击纵队配合彭德怀的红五军守山。井冈山失守，他带领游击队仍在井冈山一带坚持斗争。后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活动到吉安、东固一带，贺敏学领导的这支队伍改编为第三军的第九师，贺敏学任参谋长。以后，他担任了红一方面军第二十三军参谋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说，贺敏学在当参谋长时，支持过邓、毛、谢、古，以此为理由免去他的职务，把他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不让他继续带兵，而把他留在学校当个普通教员。后来，连让他当教员都不放心，索性什么工作都不让他干了。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是毛泽覃的爱人。毛泽东率领红军活动到吉安、东固一带后，她到那里开展工作，认识了担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的毛泽覃，在共同的工作中，他们相爱了。不久，便结了婚。反对罗明路线时，贺怡是瑞金县委的组织部副部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为了搜集、整理毛泽覃的“反党”材料，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同毛泽覃划清界限，揭发毛泽覃的“反党”罪行。生性豪爽的贺怡，一口回绝了。她斩钉截铁地说：

“毛泽覃是个好同志，不是什么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我也没有看到他同其他人搞过什么反党活动。他干的是革命，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界线要划清。”

年轻气盛的贺怡，对抗中央的要人，惹恼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他们撤了她的职务，把她送进了党校。

这时，中央党校也开始了对罗明路线的批评，贺怡参加高级班的学习，自然是重点斗争对象。她进党校时，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了，日以继夜的追查，使她心力交瘁。王明路线不仅在她分娩前不肯放过她，而且在她分娩后也不让她休息，逼迫她揭发毛泽覃，使贺怡在产后得了一身的病。

那时候，他们夫妻已不能随便见面了。贺怡知道，做爸爸的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