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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可以维妙维肖。这种放大尺现在上海城隍庙里的摊头上只卖一个角子一具，但我幼时求之颇不易得，曾费了不少的周折而托人向外埠购到。又有所谓玻璃格子，比放大尺更为精确了。这是教科书大小的一个玻璃框子，玻璃上面涂一层极透明的胶质，胶质上画着极正确的细方格子，用时把照相装入框内，使玻璃上的格子线切着颜貌的各部，再在另一张纸上用铅笔打起大形的格子来。然后仔细观察玻璃上各格子中的形象，把它们移描到画纸上的大格子里去。逐格描完，画纸上就现出正确的放大的容貌了。这两种画法，比之以前的“印”复杂得多，兴味好得多，我自以为我的画进步了，逢人就问他要照片来放大，以显示我的本领。我家的老亲戚们都寻出家里藏着的照片来叫我画，老年的人叫我画一幅像，预备百年后灵前应用。少年的人也叫我画一幅像，挂在书房间里。逢到亲戚朋友家中死了一个人，画容像的差使“舍我其谁”？于是店里管账先生引我为后进的同志，常常和我谈画法，他指导我说；描容像“用墨如用金，用金如用墨”（但他所指说的是他所擅长的中国旧式容像画，所以要多用金。我所描的是某炭擦笔画，根本没有金，所以我不懂他的画理）。他又拿出所藏的《百画图》给我看，告诉我说，容像有七分面，八分画，以至十分面（但我是惟照相是依的，并不要自造几分面，对于这话也不感到兴味）。他看见我不甚了解他的画理，得意地说：“我说的是古法，你描的是新派。新派也好，你描得着实可以了。”我受许多亲友的请托，又受这前辈画家的称赞，自己也觉得“着实可以”了。到了二十年后的今日，还有我的族姐从五百里外遥遥地寄照相来叫我画，正可证明我当时画像本领的“着实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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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画（2）

后来我入中等学校，没有工夫再弄这花样。又因离开了故乡，画像的生意也不来了。但在学校内我又新学到了一种画法，便是临画。我们翻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笔画临本》中某一幅来，看一笔描一笔。不许印，也不许用放大尺或格子，全凭目力来测量，腕力来摹写。这在我认为是更进步的画法，无可假借的了。描起来原要费力得多，但描成了的欢喜也比前大得多，以前印出来的尚且不妨当作自己的画；现在辛辛苦苦地临出来的，简直可说是“我的画”了。先生教我们如此描写，数百同学个个如此学习。我到此才看见画道的广大，恍然觉悟从前的印，放大尺和格子，都等于儿戏，现在所画的才是“真刀真枪”的画法了。

后来我们学写生画了。先生在教室中放置一个纯白色的石膏头像，叫我们看着了用木炭描写。除了一张纸，一根木炭，一块当橡皮用的面包以外，并无何种临本给我们看。这最初在我觉得非常困难，要把立体的形状看作平面形而移写在一片纸上，真是谈何容易的事！我往往对着石膏模型，茫茫然不知从哪一笔画起。但后来也渐渐寻出门径，渐渐能把眼睛装出恍惚的看法。想象眼前的物体为一片平面的光景，观察各部形状的大小，光线的明暗，和轮廓的刚柔，而把这般光景用木炭写出在纸上，于是又觉“今是昨非”，以前的临画在现在看来，毫无意义。我们何必临摹他人的画？他人也是观察了实物而画出来的，我们何不自己来观察实物而直接作画呢？直接作的画才是“创作”，才有艺术的价值。艺术是从自然产生的，绘画必须忠实写生自然，方能成为艺术。从此我把一切画册视同废纸，我确信学画只须“师自然”，仔细观察，仔细描写，笔笔以自然实物为根据，不许有一笔杜撰。不合自然实际的中国画，我当时曾认为是荒唐的画法而痛斥它。

我的学画至此而止，以后我便没有工夫描写，而仅看关于描画的书。我想看看书再画，但越看书越不会再画了。因为我回顾以前逐次所认为“今是昨非”的画法，统统是“非”的。我所最后确信的“师自然”的忠实写生画法，其实与我十一二岁时所热中的“印”《芥子园画谱》，相去不过五十步。前者是对于《芥子园》的依样画葫芦，后者是对于实物的依样画葫芦，我的学画，始终只是画得一个葫芦！葫芦不愿再画下去，非葫芦的画不出来，所以我只好读读书，看看别人的画罢休了。逢到手痒起来，就用写字的毛笔随便涂抹，但那不能算是正格的绘画的。

廿一（1932）年七月于上海法租界雷米

坊，为开明函授学校《学员俱乐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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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的粮食（1）

世间一切美术的建设与企图，无非为了追求视觉的慰藉。视觉的需要慰藉，同口的需要食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