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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途深深（7）

1925年冬，鉴于国民党“二大”即将召开，兼任国民党“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的毛泽东建议*中央采取联合左派的策略，把右派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清除出去。

毛泽东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他对陈独秀的长子、*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算了一笔账：“出席二大的代表278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有168人，中派有65人，右派仅45人。如果我们现在不利用这个好形势，将来只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损失。”

陈延年同意毛泽东的观点，联名上书中央。

他的表态非同小可。*广东区委，又称两广区委，当时管辖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党员人数占全党人数的35％左右，又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所在地，在党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毛泽东、陈延年的提议被陈独秀否决。他在会见孙科、叶楚伧、邵元冲时说：“国民党二大新成立的中央执行委员要把各方面人物都包括进去，这样才能团结国民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不要超过三分之一。”陈独秀还亲自写信给*广东区委，命令在选举时要推选戴季陶、孙科、蒋介石等右派分子参加“二大”。

陈独秀的指示遭到广州方面的抵制。

一时间，沪粤两地中央委员处于顶牛状态，必须派人到广东说服这些反对派。陈独秀想亲自出马，但他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不便出席国民党“二大”；瞿秋白是合适的人选，但他刚刚与戴季陶进行了激烈的笔战，而且不同意采取妥协政策。考虑来考虑去，只有张国焘比较合适，他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在*党内资格老、组织能力强。陈独秀一方面任命张国焘为*出席国民党“二大”的党团书记，催促动身赴粤，另一方面致信广东区委，要求尽量延后“二大”会期。

临行前，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交给张国焘，反复叮嘱：“现在是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因此在统一战线上应采取让步政策。”

12月下旬，张国焘抵达广州，首先找到鲍罗廷，通报陈独秀的决定。鲍罗廷对*中央的退让政策表示反感，质问张国焘：“广东方面已经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驱逐出去了，现在为什么又要将他们请回来？”

随后，鲍罗廷约张国焘、陈延年等开会。鲍罗廷在会上再次指出：“国民党左派与*仍应向右派势力进攻，以期广东局面获得进一步巩固，此时决不应退让，因为退让政策会助长右派的气焰。”

陈延年赞成鲍罗廷的意见：“*中央与孙、叶、邵等人所取得的协议，是对右派退让的明证。”

张国焘举出拒绝的理由：“*还处在幼龄时代，没有人参加国民政府，也还没有执掌政权的经验，更没有掌握军事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多占了一些席位，除了引起国民党人士的反感以外，我不信真能增强*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你们奉行的苦力主义要不得。我们不要埋头为国民党抬‘轿子’，更不要做国民党的‘姨太太’。”陈延年尖刻地说。

“不要将*中央的政策视为退让的政策。”针对陈延年的指责，张国焘强调说：“我们应当认识到这是*谋求独立发展和巩固国民革命阵线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你们不应该要求修改政策，而应切实执行政策。”

歧途深深（8）

接着，张国焘主持召开临时党的会议，把陈独秀的信传给大家看，说：“仲甫的意见，要把国民党的各方面人物都选举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去，这样才能团结国民党。”

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陈延年、聂荣臻、萧楚女、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张太雷等十余人，都是中央委员或各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的信件，引起会场哗然。

陈延年把父亲的政策称为安抚主义，说：“蒋介石是乱世之奸雄，不是喜欢哭闹的孩子，安抚就是示弱！”

不怕鬼，不信邪，是毛泽东的特点。尽管有陈独秀的信件和张国焘的开场白，他还是旗帜鲜明地亮出了反对意见：“出席二大的代表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人数接近三分之二，如果我们联合中派，完全可以彻底地孤立右派。”

张国焘看风向呈一边倒的架势，板着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