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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许继慎一道在“大肃反”中遇害的有2500余名将士。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九月十三日到十一月中旬，先后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遭到逮捕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第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第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第三十八团团长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

许继慎、周维炯、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郑行端……这是一串闪光的名字。这些人有的是红军和根据地的创造者，有的是威震一方的军事将领，有的是著名的群众领袖，有的是现任苏区的高级领导人。他们都是经受过生死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深受战士和群众爱戴，国民党悬赏数万大洋要不了他们的脑袋，最后却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尽管张国焘帐下虎将如林，但是他还是缺乏安全感。他深知“大肃反”惹得天怨人怒，担心有刺客，怕人打黑枪，那些剽悍虎将的越轨行为时常令他胆战心惊。他苦苦寻觅武林高手当警卫，最后找到了一位能够打翻许世友的卫士。（略）

红四方面军刮起红色旋风，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歼敌6万余人，辉煌的战果令各战略区刮目相看，“张、徐、陈”的名头甚至响过了“朱、毛、周”。陶醉在胜利之中的张国焘狂妄地提出国民党只剩下7师人，今后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帝国主义国家。正是由于他的错误指挥，红军在半年之内由大胜转为大败。

历史总是充满了矛盾和疑惑。现代人研究这段往事时，有着数不清的疑虑：为什么在*历史上会出现这么惨烈的内部屠杀？这种丧失理性的屠杀为什么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为什么红军在遭受空前严重的内耗后还能取得空前大捷？

这些现代人看起来无比迷惘的问题在当事者眼里十分简单：因为当时国民党的严酷统治、国民党军队的凶残屠杀、地主阶级钻骨吸髓般的盘剥是工农群众的最大危机，革命者被自己的敌人逼上了对抗到底这一条路；一旦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觉悟了的根据地军民就会舍身忘死、前仆后继地投入战斗，因为他们知道失去了苏区，就会失去一切。根据地军民是用自己的根本利益、觉悟、牺牲和创伤暂时抑制住了革命阵营内部的错误，去争取对敌斗争的胜利。

虎踞中原（11）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根据中央的决定，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总部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共4个师3万余人。此后，红四方面军开始用“张、徐、陈”签发电报、布告或命令。

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标志着长江以北苏维埃运动的崛起。1932年，红四方面军取得的战果和威名甚至超过了中央红军，由于徐向前的天才指挥，张国焘的名声一时间盖过毛泽东。这只要列举一下两军的战例就能说明问题：

1931年11月至12月，红四方面军发动黄安战役，共歼敌15000余人，俘敌师长赵冠英以下官兵近万人，缴枪7000余支、迫击炮10余门。

1932年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乘胜组织商（城）潢（川）战役，用10个团的兵力，击溃蒋介石嫡系部队19个团，歼敌5000余人，汤恩伯指挥的第二师遭到毁灭性打击。战后，汤恩伯被恼羞成怒的蒋介石撤职查办。

1932年3月18日至5月8日，红四方面军大踏步地进击皖西，发动苏家埠战役，共歼灭国民党第七、十二、四十六、五十五、五十七师和警备一、二旅等30000余人，其中俘虏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以下官兵20000余人，缴步枪12000余支、机枪171挺、炮43门、电台1部。

1932年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回师鄂豫边，发起潢（川）光（山）战役，仅用5天，就歼敌8个团，毙伤俘敌近万人，缴枪7000余支。